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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   

2009-12-13 12:13: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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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 
                                                                     ——为太宰治诞辰100周年而作


                                                                   一,死与生

    今年是太宰治诞辰100周年,从日本到中国,都在纪念。但我总想,应该纪念的是太宰治的死,而不是他的生。当然他才死了61年,要等到百年,等不及了。这时代,对未来有什么好设计的?也无从设计。
    太宰治是不要生的。他一生最精彩的作品,就是一次次的自杀。第一次是在他20岁的时候,当时他还是高中生,追随他崇拜的大作家芥川龙之介,用与芥川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安眠药自杀,可惜的是,芥川龙之介给了自己足够的安眠药,太宰治吞下的安眠药却远远不够,只比平时多吞了几粒,剂量还不到致死量的十分之一,他没死成。
    1930年11月,他再次自杀。和银座咖啡馆一个19岁的女招待田部目津子同居3天后,在鎌仓的七里滨海岸双双自杀。仍然是吞安眠药,这一次,他吞下的安眠药的剂量仍然未达到致死量,仍没死成。他被救活了,田部目津子却真死了。这下惨了,他还以“教唆自杀罪”被起诉。
    直到第五次,1948年6月13日,他才顺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仍然和他的情人一起自杀,那女孩叫山崎富荣,他们在东京西郊投河。时值梅雨季节,搜救困难重重,直到6天后,人们才在井之头公园里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他们的遗体。好像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天,正是太宰治39岁生日,他终于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所谓“圆满”,是以日本人观念而言的。中国人总不理解,日本人怎么如此轻生?在讲求现世快乐的中国人看来,死了,一切都完了,一切以生为先,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按中国人的理解,自杀是求生不得,才求死的,而日本人则是不求生。日本人将生的世界看成“秽土”,将死的世界看成“净土”,死是从“秽土”到“净土”,没有理由不欣然前往。我们看到了一大串的赴死的日本作家的名单:北村透谷、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牧野信一、田中光英、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当然还有太宰治。我们还看到日本人自杀的惊人数据。但是个中有所不同,比如太宰治。太宰治自杀,好像是求死,但似乎也是求生的,甚至很求生。他每次自杀,其实都是因为求生的破灭。第一次是对他崇拜作家的模仿秀,模仿崇拜者而死,是求死,但更是求生。大凡追星者,都有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
    第二次,因为跟女招待同居,被家里“分家除籍”了,断了生活来源,从而太宰治去寻死。当然也跟他当时在学校的处境有关:他不懂法文,仅凭对法国文学的憧憬,就去读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结果他不但听不懂讲课,还因栽进“左翼”运动荒废了学业,不断被留级。据说在他毕业接受口试时,一名教官嘲弄他说:要是他可以说出老师的名字就让他毕业。然而经常旷课的他,却连一个教师的名字也说不出来。叛逆,是求生还是求死?要看具体情况,当一个社会思潮以叛逆为荣时,它就是求时髦,就是求生。20世纪60及80年代的中国,以求死而求得精神上的生。而现在年轻人的叛逆,则是生死通吃。在那期间,他还接触到了酒、香烟、陪酒女,沾染恶习是生还是死?当然也是生。我曾说过,恶习是养人的,所有恶习都都晓以生的意义,让人陶醉,给人生的诱惑。有一个段子:一个人跑去看医生,说:医生,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玩女人,我能长寿吗?医生答:那你还长寿久干什么?
    第三次更是求生了,因为不能获得他认为的一个作家成功的标志的“芥川奖”。1935年,太宰治在《文艺》上发表的短篇《逆行》,入围第一届“芥川文学奖”。但评委之一的川端康成对《逆行》提出批评,导致他落选。他对川端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反击,诽谤川端。但是他仍然丢不下这个奖,下一届,由于另一个评委佐藤春夫的称赞,他以为这个奖唾手可得了,不料仍然落选。又加上他正患盲肠炎,经常过量服用镇痛药,染上毒瘾,医疗费的欠款在不断增加,他更急需“芥川奖”的奖金。再一届,他居然一反原来的态度,向他的仇人川端康成央求起来。他向川端写信:“请给我希望!”“虽然我死皮赖脸活下来了,也请夸奖一下!”“请快点!快点!不要对我见死不救!”但是即便如此,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能获奖,就连进入《都新闻社》当记者的希望都破灭了。他跑到镰仓的山上要上吊自杀,只因绳子脆弱,断了,又活了下来。
    第四次,他本已有了幸福的爱情,他爱着小山初代,与她同居。但他得知她曾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精神崩溃。这与其是为爱而崩溃,勿宁是为占有权而崩溃。太宰治仍然庸俗如凡人。他们约好去谷山温泉殉情,仍是服安眠药。但这次服下的安眠药药量仍然不够,就连当地的医院都没有送往,就把他们救活了。

                           

                                                                        二,生与罪

    求生不得而求死的太宰治终于获得了生的机会,1939年,在他的恩师井伏鳟二的介绍下,30岁的太宰治与石原美知子结了婚。美知子是师范毕业的才女,一个教师,她顶着家庭的压力,跟满是花边新闻的太宰走到了一起,倒有点以身饲虎的不要活的气概。但她迷恋太宰治的才华,不在乎生还是死,世界上女人往往比男人勇敢。男人往往徒有外表,不过是端着端枪的姿势。但是太宰治理并不是,他珍惜这个女人了,好男儿面对温情的女人,没有不心软的。他确实用心经营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很幸福,他们还生有三个孩子。他享受着家庭生活的温馨,人生的美好。他写的《弃姬》,同样是情死题材,但小说里的死是未遂了,不再颓废,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活力。健康是谁都追求的,在一个国家走向歧途的年代,向上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太宰治是否想过教孩子读世界名著《三剑客》,侃侃博尔赫斯的奇妙与玄乎,做做“文化苦旅”,甚至劝劝冤鬼“做鬼也幸福”,到国外搞搞文化交流,甚至还可以进进政协,参政议政。当时是战争期间,帝国政府很急需这样的作家,为大日本帝国海外扩张充当“笔部队”。这“笔部队”里已经有了不少作家,比如火野苇平、佐藤春夫等,他们应该也是日本那时代“最可爱的人”之一支,用我们曾经熟悉的话说,是“拿起笔当刀枪”。就连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在活动上也是积极参与的,日本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积极参加了。但是太宰治却做得并不好。好男儿一旦成了好男人,就又没出息了。他操的是幽默文字,写《御迦草纸》,去讲什么“劈啪劈啪山”的故事,狸猫大叔暗恋美兔子的故事。这在当时的全民动员战争的形势下,无疑是失策。于是他成不了政府的人。我从日本NHK放送的专题片上,看到太宰治战争后期拉着板车拉着全家逃难的画面。吃亏了吧?我曾听身边一个作家说过,他所以卖身求荣,是为将来中国局势乱时攒点生存资本。当年那些“笔部队”的作家们,在大日本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是否得到优先的庇护呢?我想会的,至少因为他们对帝国有功,爬上了一定的地位,他们级别比较高,平民百姓跟领导一起面临火灾,肯定要“让领导先走!”但是即便先走,在末日的火场上,谁能逃脱得了惩罚呢?
    有的人能。就是那些在战争时为政府做局的人。现在他们又搭上了战后“民主主义”的顺风车了。正如太宰治和野原一夫在《人和文学》的谈话中所描绘的:“所谓文化人和一些媒体在战时充当军部的先头部队的声音言犹在耳,现在他们却又把手中的日本太阳旗换成了红旗,开始颂扬起民主主义来了。”当时因民主改革而复活的政党比如进步党、自由党、协同党,成员大都是当初民政党和政友会的人,而民政党和政友会在战争中是作为帝国体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他们参加的“大政翼赞会”,就是战时体制下大日本政治会的支柱。文化人也不甘落后,比如太宰治所指责的文坛魁首志贺直哉。战争时期,这个志贺直哉为军国主义张目,说日本军在精神上和技术上都具有优势。战败了,他马上改口了,连大和民族的语言都被否定了,说日本应该放弃不健全的日语,改用法语。用《斜阳》里直治的话说:“人在说谎时肯定是一副认真的面孔。现在的领导们就是那种认真的模样。呸!”他们是没有矛盾的,这让人想起中国“文革”后的全民前后无矛盾地否定“文革”,好像他们本来就是反对“文革”的。如果说灾难,他们只是受害者。谁都往“文革”、“四人帮”身上踩一脚,让我都不能适应了,心翻了,竟厌恶“反毛”了。俨然一个精神病。
    太宰治也是精神病。人家内心不冲突,他却冲突了。按说,战争期间他并没有做什么,如果一定要从查找他为战争做贡献的证据,那就是那部《惜别》。《惜别》写的是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在《惜别》中,他发挥了“太宰治式的想象”,描绘了一个纯朴的中国留学生形象。鲁迅怎么可能纯朴呢?我读书时,只有那些农村来的学生才被人看成纯朴。日本人把鲁迅写得纯朴是什么意思?至少有着对自己民族的沾沾自喜。那年代,就连那个不写战争题材、去写风花雪月的《细雪》而被查禁的谷崎润一郎,也在新加坡陷落时兴奋地写下了《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时代太可怕了,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卷进去。《惜别》最被垢病的,是它对鲁迅这么一个中国“民族魂”的误读。其实应该是“浅读”,太宰治看鲁迅的境界,跟竹内好当然远不能比,他不过是个好男人。再加上这作品是遵循“大东亚会议”提出的“大东亚各国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确立大东亚之和睦”这一共同宣言,接受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与资助金而创作的,太宰治也被认为是“笔部队”的成员了。也因此他感觉自己有罪了?撇开这个不谈,他出身的大地主家庭,作为既得利益者,吃着那时代的利益,也是一种罪恶,虽然他只是家里11个兄妹中的倒数第2个,只是第6个男孩,所得的利益甚微,但是他出门坐的马车上是绘着显赫的家徽的。也姑且撇开这个不谈,在这个“家”、这个“国”不义之时,他沉溺于自己的小生活,自我放逐,沉沦本身就是纵容犯罪。他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了,他不再是个好男人,他又跟另一叫太田静子的女人同居了。他开始写《斜阳》,写自己的罪恶,追究整个民族在那场侵略战争中的责任:所有日本人都参与了这场罪恶。

 

                                                                   三,罪与罚

    《斜阳》里的所有人物,虽然都是罪恶的受害者,但也是罪恶的施行者。比如直治,难道就没有罪吗?生在贵族家庭,他也自得于自己母亲是真正的贵族,连喝汤拿勺的姿势都很优雅。优雅和高贵,是一种“正价值”。谁不对“正价值”趋之若鹜呢?这个直治还嘲笑那些非贵族出身的人的附庸风雅,附庸风雅,即骨子里并不风雅,他还是对自己血统很得意。直治认为母亲的优雅是“超越了世俗的形式和秩序”,但又何曾超越?其实《斜阳》里的直治,就是太宰治的自画像。而其他人物也有他的影子,郁达夫说:小说就是作者的自叙状。不只是这个中国“私小说”作家的片面之词。在日本浓厚的“私小说”氛围下,太宰治一定也不能超脱其外,也确实,他的作品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无论是《斜阳》,还是《人间失格》。跟直治不同的是,《斜阳》中其他几个人物:母亲、姐姐和子、老师上原,是太宰治之前不同时期的分身,他通过这些人物,追究了自己在这之前的人生阶段。
    这之前的人生阶段?还有什么呢?除了他的出身,他还4度自杀未遂,其中还令一个女人死了,他却活了下来。不要说警方将他作为“教唆自杀”嫌疑人起诉,即便不起诉他,他自己也要审判自己了。日本人不讳死,特别是为情而死。日本文化中有个关键词:忍恋。山本常朝说:“恋的极致,就是忍恋”。“忍恋”是不具有物质性的,只具有精神性。比如对一个人的“恋”,最好是在他死后在虚无中的“恋”,这才是“恋的极致”。假如两个人都死了,那么就更是“恋的极致”了。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恋人双双殉情。殉情,日语写做“心中”。曾经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叫“心中”,日本人说:你把这两个字反着叠起来看看。原来是“忠”字。太宰治和情人殉情,人家死了,他却活了下来,这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了,他是不忠,不义,他有罪孽。还有,他曾经抛弃了同居的另一个女人。他还因为长期服用麻醉药,借了朋友大量的钱,无法还债。这些都是在他当初追随芥川要当作家时期欠下的债。一个人在早期奋斗时期,需要多少债来垫底?一个国家在走向发展过程中,会积累下多少“羊吃人”以及抢夺他国的罪孽?太宰治只能通过挖掘自己的罪恶,来证明自己还有爱。他在《春的枯叶》里说:“罪多者,其爱也深。”他认为反省自己罪恶的人,才能体会到爱的真谛。
    日本人是很少有罪感的。按鲁思·本尼迪克特分析,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在这种文化里,人感受到的是“耻”,而不是“罪”。“耻感文化”下的人,是不相信无所不在的上帝的眼睛的,只相信人的眼睛,假如罪恶不被人所察觉,就不是罪恶。同样,假如能够抵赖罪恶,坚决不认帐,罪恶也就不存在。在侵华战争的罪责上,日本人就采取了此种策略。那些战后高举民主旗帜的投机者们,也以为只要他们昂然抬着头,就不会被认为曾经犯过罪。那个“笔部队”作家佐藤春夫还很正义地批判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贬斥其“低级”、“卑劣”,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说自己“良识有之过多”,他声称为《太阳的季节》“心感可耻”,以至于让我们的张承志作家都为之感动,写了《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的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张承志作为“左”作家,看到佐藤春夫咬“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就以为这个佐藤春夫是自己的同道,至少“战后”转变了,成了有良知的作家。殊不知,在没有对“罪”的追究的情况下,转变只是一种敷衍。人犯了“罪”,就要对“罪”进行确认,忏悔。但仍然不够,还要接受惩罚。没有惩罚,就不可能害怕,就像一个刑事犯,不可能只一句悔改,就不用接受刑罚。惩罚是清算的基础。其实中国也属于“耻感文化圈”,中国“文革”,只是在“团结一切向前看”的“和稀泥”之下翻过去的,罪恶没有得到清算,犯罪没有得到震慑,所以至今,腐败还在腐败,而且更加腐败;暴力更加暴力,而且更盲目。
    当然还有的作家,因为他是作家,可以以作家的身份逃避责任。他们也自杀了,但是他们是为了“美”而自杀。川端康成自杀了,但是不关“罪”什么事,只关乎“美”。拿“美”做理由,还真不知道怎么说他了。
    太宰治是日本作家中少有罪感的。他的笔名“太宰”(だざい)的日语谐音是“堕罪”。他何苦要这么时刻提醒自己呢?没有研究证明他皈依上帝,逼迫他的,是他自己的眼睛。他就是自己的上帝。他是被自己逼死的。但奇怪的是,他却是个“无赖”。众所周知,太宰治是个“无赖派”作家,以“无赖”著名。1946年,他给井伏鳟二的信中就直称“我是无赖派”。无赖是自由自在的,当一个无赖要比当一个正人君子舒服多了。他在《东西》杂志撰文:“我是自由的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反抗束缚的人,却给自己套上了“罪”的枷锁,紧紧揪住自己的罪恶不放。因为他有心灵。他堕落,堕落是向着“负价值”的,但恰证明他内心有“正价值”。一个内心没有高尚感觉的人,怎么会有堕落的快意呢?一个不相信社会还有善的力量的人,怎么可能拿堕落要挟社会呢?可是这种“正价值”,又确实是他要抛弃的,所以他被夹住了。他的痛苦是被夹住的痛苦。有痛苦的无赖是假无赖,他感觉到罪恶;无痛苦的无赖是真无赖,他感觉不到罪恶。他难以自拔了,不能活下去了。但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求生之罪。为了求生,求成名,求发展,他沾上了那么多罪恶。虽然那写罪恶都是真无赖,不,这世界上所有的价值系统都能理解的罪:人要吃饭,要成长,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发展,就是美国,也是“国家利益”挂在嘴上,都可以理解,这不是罪。日本不也是这样从废墟上腾飞起来的吗?人们还为之赞叹。日本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把罪意识撇在一边才取得的,难道中国不是在不清算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经济成就的吗?他们把自己的罪赦免了,太宰却不能赦免自己。我常想:我们那些太合作的作家、知识分子,能赦免自己吗?我不能指责他们,我无法站到道德高地,我审判自己总可以吧?你们有罪吗?反正我有!
    1948年,太宰治开始写他的《人间失格》。3 月10 日至31 日在热海动笔写“前言”、“第一手记”、“第二手记”,4月中旬,“第三手记”的前半部在三鹰写成,4 月29 日至5 月12 日,“第三手记”后半部和“后记”在大宫完成。一个月后的6 月13 日,在他生日的前一周,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给妻子留下了遗书,给孩子留下了玩具,给朋友留下了离别赠言,他还在他和山崎富荣的照片前供着香火,好像是冲着“美”而去的。两人的腰部用红色的绳结绑在一起,彼此手穿过对方的腋下,紧紧抱住对方的头,遗体几乎已经腐烂,用手轻轻一碰,皮开肉绽。将遗体抬起来的时候,手指就陷入肉里了。
    据说,两个人在雨中沿河走了200米,然后跳下了河。美者,美如斯!
    “不要绝望,在此告辞!”太宰治给我们留下了这句话,是生的鼓励,还是死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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