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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久入鱼肆之后  

2008-06-13 23:21:59|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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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听说余秋雨是个拿捏的人。看他的文章,确实拿捏得很。如果再看其出镜,就更是拿捏得让人倒牙了。他的特点就是拿捏,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我对此却时有疑惑。拿捏不同于其他特点,它是一种伪装,而如果伪装到谁都看得出来了,这种伪装,勿宁是失败了。以余秋雨之才,未必会失败到这种地步。我看到常被媒体用的一张他的照片,头左歪,身右扭,左手支腮,右手按着翘起来的膝盖上,整一个文艺造型。我小时候,宣传队女报幕员或女歌唱者丁字脚一站,就这姿势。俏是俏了,但对一个男人是不适合的,尤其是对一个老男人,更是不适合了,何况又已经是现在这年代。可是他竟然让这照片流传出来了(这照片显然不是盗拍的),可见他是觉得它好看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一定要封杀它,把它撕掉、烧掉,即便是拍在别人相机里了,也要拿过来审查,不好看的,就删。一些很注重形象的女性就是这么做的,甚至他们不在别人的相机里留照,或者不照集体照。
   他是真觉得这照片好看的,由此我想到他的拿捏,是否只是趣味或观念不同的问题?比如我觉得男人太修饰,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不像男人,但就是有许多男人这么梳的,而且有的还在公众场合梳,丝毫不觉得丢脸,因为觉得只有你不梳头才是丢人的。事实也证明,确实有大量女人把这样奶油的、甚至油头粉面的男人当帅哥。我估计当人们指责余秋雨拿捏时,他还在心里觉得你粗俗、没水平。他是真觉得这样好的。于是我想他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也许也是真诚的,他真的是那么想,他真的是热泪盈眶写下这文章的。他没必要造假,有人说,他是为了取悦上头,我看未必,因为上头也未必喜欢他这么赤裸裸辩护的,那勿宁是帮倒忙。
   他的“含泪”既然是真的,他的那些话既然真是发自肺腑,那么我可以想象,面对那么多指责,他一定很委屈。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同样的情况也许也发生在于丹身上。地震后,她多次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请求他们,哪怕只带一个人去灾区,也要把我带上。遭来一片嘲笑。她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按理前有于丹、余秋雨,后面就应有引以为戒者。不料这两天又出现了一个,据说是山东作协副主席叫王兆山的。他替代“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发出了感慨: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这诗他自己应该是得意的,至少不是使他蒙羞的东西,所以才拿出来发表。不料遭来了一片声讨。我同样可以想象他的满脸委屈:难道我错了吗?抗震救灾,歌颂政府军警(确实做得不错嘛),歌颂时代,企盼奥运,祝福祖国,展望未来,而且自己作为作协副主席,带头身体力行,哪一点错了?他甚至会气愤:这世界真是歪风邪气猖獗!
   所谓歪风邪气,是相对于正气而言的。普遍存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就总被认为是正气。那么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气”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把这首诗的内容变成领导讲话,是否会让我们受刺激?似乎未必。我们会好好坐在会场上,甚至让我们发言,我们也会说出类似的内容。即便它成了文学作品,如现在成了一首诗,要是放在体制文坛,也未必会被如此非议的。实际上,我们的报纸、电视、书籍、学习材料上充斥着这样的话语,我们不会有什么感觉,甚至还会感觉受用。报纸能刊载它,也正说明它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不被允许的内容,反而是有思想觉悟的作品。
   我们的写作者,一拿起笔来,不自觉地就有了这种“觉悟”意识。这“觉悟”,古时是“文以载道”,后来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现在是“具有社会责任感”。“文以载道”没问题,问题在于这“道”是什么“道”?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这种“道”就是统治者之“道”,统治者有能力把他们的思想变成了主流思想。千百年来,中国人被这种“道”所笼罩,中国文人必须顺应这个“道”才能生存,文章必须附依这个“道”,才是好文章。久而久之,“文以载”这种“道”,已经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他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所以余秋雨也觉得冤枉,自己明明都在说道理,比如“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要“识大体、明大理”……即便说错了,我的心是好的。但是他没有明白,心好不等于宽容,而是意味着对某些人宽容,对某些人苛酷,前者就是平民百姓,后者则是掌握权力的人。即便是公正的社会,对掌握权力的人和没有掌握权力的人也是采用不同标准的:对掌握权力的人,首先要预设他是坏的,他会滥用职权,因而必须给于监督;而对没有掌握权力的百姓,则首先预设他无辜。他当然不能理解,怎么能这样?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不能赞成,因为即便是他们搜尽大脑,最具现代意识的也只能是被翻译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兆山主席当然也不能理解,他不知道一切的作家都是反动派。我这么说,他一定要教训我,因为他是主席啊。他不知道,作家是没有主席的。甚至他还会批判我,用那套不证自明的道理。他已经被洗脑了。
   其实,中国文人自拿笔写作文伊始,就被洗脑了。小学时写作文,老师会告诉我们,文章的“立意”要高。我的作文历来“立意”不高,所以成绩总被打折扣。其实我也不是跟分数有仇,我也想“立意高”。升学,乃至被夸奖,都是诱惑人的。要是作文被当作范文拿到全班读,让我心仪的女同学拿她漂亮的眼睛瞟我,让不理我的女同学痛悔不迭,是多么爽的事情。长大之后诱惑就更大了。我所在的省份有个诗人写了首长诗《中国季节》,被某个权威期刊连载,立刻得到了本省的关注,好处接踵而来,尝到了甜头的他于是乐此不疲了。不仅如此,这种成功还具有示范效应,不知有多少人暗中羡慕着他,模仿着他的路子,希望也能攫取好处。这种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资助出书、在作协谋个职务,或者当代表,当然还有获奖,我们的作家中,有专门盯着某些主旋律奖写作的。既然有那么多好处,为什么不要?与其让你拿,不如我来拿。于是争先恐后。这种争先恐后还被视为上进。
   地震期间,有一封从鲁迅文学院发出的向全国作家的倡议书,文中满是对组织表忠心的豪言壮语。这种语言我在“文革”中耳熟能详,可他们都那么年轻哪。当然我也知道,这封信的签名者有的也是迫于无奈的,不过是作了一次妥协。但就怕一步妥协,就步步妥协了。鱼肆的效应是使人昏沉的,昏沉之后,腐烂臭气就成了自然之气。在这种环境中,要抗拒也难,一不留神就昏慵过去。我已经深感抵抗的艰难。
   说到昏沉,想起了鲁迅。鲁迅有句著名的论断:几千年中国文化是“吃人”。这话勿宁是危言耸听。但它的价值在于冲击。鲁迅意识到了中国这种昏沉之气,“久入鱼肆,不闻其臭。”不用极端手段无以让人们惊醒。他宁愿当魔鬼,也不当中规中矩的学者。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把许多人都冲击了的范美忠。范美忠固然不能跟鲁迅相提并论,但他的言行无疑也是冲击性的,是魔鬼的言行,它刺激了沉浸在所谓“道”之中的人们。从这点上说,他比余秋雨、王兆山们值得肯定。这个魔鬼,让我们每个人在受刺激之后审问自己的心灵,我们一直没能这样审视自己的心灵。原来卑微的,也许会因为被范美忠所支持,更坚持了卑微,但不刺激他,他也一样卑微;而原来高尚的,当然会在被撞击之后更加确立高尚,但也是理性之上的高尚。有理性的高尚,才是真正的高尚,而没有理性的稀哩糊涂的高尚,很可能会转向它的反面,今天因为稀哩糊涂而高尚,明天也可能因为稀哩糊涂而卑劣,乃至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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