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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理想者的挣扎  

2009-01-12 20:59:46|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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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一学期日本文学,想想,必须给学生放一部片子:《华之乱》。片子很长,时间少,为了放它,颇费了些脑筋。为什么偏要放它?因为它描述的是作家。这是极其关键的,比文本还关键。写作第二位,什么样的人写更重要。越来越这么觉得了。
   日本作家很多是自杀的,有岛武郎就是一个。影片里充满了死亡气息——人物一个个地死,被称作“现代女性诗歌第一人”的与谢野晶子的写作,简直就是尸体们滋养的。我曾说过,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了,其实之前王蒙也说过这话,只是王蒙自己好好活着,当然我也活着。这些年来,死了一些诗人,但是其他的人、其他门类的作家却还活着,而且人们仍然把余华的《活着》当做经典。这似乎也好理解,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土壤里,活下来就等于留下来,比如那应专制之运产生的、已做大了的样板戏,就最终还是被当做“红色经典”。抢得了天下的就是王,功利的逻辑,只能产生低级别的文化。
   当然,跟低俗者论理想,是自讨苦吃的。不仅是鸡同鸭讲,还可能身陷被动——因为自己也不可能超凡脱俗。明显的是,你在跟我说话,就说明你还活着;你活着,凭什么教训我不该活?选择理想主义,勿宁是把自己放在烤片上烤,有洁癖的人,首先把自己摆在阳光下晒。侯虹斌《长信宫词》里的班婕妤就是有洁癖的,她把世界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太理智,“水太清则无鱼”,所以周围人都不喜欢她,乃至忌讳她,就连她“苦苦服侍了十多年的男人”、曾经很想掳获她甚至几乎掳获了她的汉成帝刘骜,都说她太讨厌。所以当她敲竹杠自求去侍奉太后,皇帝立即批可,还怕她意志不够坚决,令黄门给增成舍颁下诏书,还送来厚赐,把她逼到无可回头的境地。
   女知识分子不招人爱,许多男人都这么觉得。女人必须“很傻很天真”,而知识恰是让人聪明和深刻。这是一个男权的世界,所以班婕妤的父亲老早就对她预言,“你是一个刚烈的女子,以后要吃苦头了。”父亲对女儿品德和才艺深怀许意,但是品德和才艺又会让她活不下去。然而她又必须活下去。为了活下去,她又只得放弃了尊严,躲在太后的羽翼之下。
   但岂止是活,她其实也是断不了人间俗念的。这更可悲。认识班婕妤,是我十几岁时,很偶然地读到她的《团扇诗》:“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荚笏中,恩情中道绝。”当时没记住作者名字,只被这诗里的绝望和感伤所吸引,现在看,这诗里对皇恩是很渴求的。确实,她也争宠,也嫉妒,当赵飞燕告诉她自己被封为皇后,她也“抑制不住的酸气直往头上跑”。我们愤世嫉俗,但其实我们也在这俗世之中,我们也免不了俗,甚至也很俗。我承认,《长信宫词》最打动我的,是这一点。世人谓我尖锐,许多人以为我的尖刀是戳向他人,戳向我的敌人,但其实,同时也戳向自己,我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我知道其实我很怯弱,我只敢在有限的范围内抗争,比如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内起诉,“打着红旗反红旗”,那勿宁是花拳绣腿,是“小孩玩娶亲,自做自没趣。”因为我还想要“五斗米”,对那些敢挑战自己饭碗的人,我只能心怀仰慕,比如贺卫方们。身处与他们一样的高校,我很清楚,混到了他们这种档次,应会得到怎样丰厚的待遇。90年代以后采取了对高级知识分子收买的政策,知识分子也普遍被豢养了。那么贺卫方们为什么偏要那么做?只能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诗来解释:“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贺卫方们是真有理想的。有理想,就有逼迫,首先是对自己的逼迫。
   自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人常是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处在盲区,所以人仍能责人,仍会觉得冤屈。比如班婕妤,就有貌似无可指摘的理由——她对汉成帝性格不满,谓对方懦弱、无能,还不满于他的大权旁落。敢情皇帝就应该手握大权,就应该行使皇权,就应该霸道——这就是世俗普遍认可的逻辑,有意无意间就出现了。在这种逻辑之下,忏悔是有限的。
   认识侯虹斌,是因为对我《抓痒》的讨论。许多人以为我的《抓痒》是写欲望,这也是欲望时代理所当然的思维方式和阅读定势罢,无论是赞成欲望的,还是反对欲望的,都被制肘了。在我作品的研讨会上,我说我写的是“爱的坚守”,没有得到回应。侯虹斌似乎也这么看,她在一篇文章里说:“陈希我就把这个大千世界迅速地抽象化为一地的污秽和破败。”《抓痒》固然写了污秽和破败,但一对夫妻,对婚姻绝望了,在这欲望泛滥的时代,他们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离婚,乃至再婚;比如搞婚外情,他们都年轻,男的有钱,女的漂亮;按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他们还可以去养“二奶”和“二爹”;或者可以去嫖;他们即便在视频上发泄,也可以各自找别人,为什么偏要还是找自己的那一半?他们是要回到婚姻中来,刺激爱,这是对爱的悲壮的坚守,是生存的复杂。从《长信宫词》里,侯虹斌看到了这种复杂。

   侯虹斌在那篇文章中说:“我只相信一个很朴素的真理:人是有理性的。尽管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荒诞,我们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尽管面对诱惑时,我们管不住自己,总是一再陷落;尽管我们浑身都是性格弱点,甚至蠢得伤天害理——可是,我们还不至于堕落像个疯狗一样,四处撞墙,四处咬人。”其实,即便是咬人,也是可以辨析的,比如班婕妤。作者说班婕妤“一直是在和自己的命抗争,可是,她越挣扎,只有变得越坏。她的自觉没有挽救她,反而败坏了她。”其实未必。无论人有多大的错,只要有挣扎,就会有向上的趋势。这已经就值得欣慰了。我更愿意把班婕妤看成一个理想者,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趋势的人。那种纯粹光明的、“牧歌式”的理想主义太虚假了,我们要像老托尔斯泰理解谢尔盖神父那样理解理想主义,即便皈依上帝,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说到宗教,我想起一个事。曾经,我和一个友人去寺庙,友人有心遁入空门,但又担心遁入空门了,仍然不能免除烦恼,就一再问起这问题。其实,遁入空门不等于立刻就进入了理想的境地,只能说,你已经走向了理想,你有了这种趋势。有趋势,就有光,就有希望达到,哪怕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人生不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为侯虹斌写这文章,就因为曾经看到了她的光。已经大半年了,我一直企图回避,让自己装做不知道这事。在汶川地震中,她捐出很大一笔钱。虽然我也是捐了一些的,也鼓励家人去捐,我甚至还和家人讨论过领养孤儿的问题,但是自忖家庭情况特殊,终究没能付出太多。但其实,所谓情况特殊,归根结底只是借口,这么想着,好让自己心安理得。但时间久了,我越来越不能装作不知道,这光逼照着我,把我的伪装揭得破烂不堪,无法遮掩。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不必要。还会有人奇怪,我并不是能够接受道德压力的人,并嗤之以鼻。是的,我不接受那种强加给我的道德,对那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正对利益孜孜以求的道德家,他们享受着种种好处,滋润地活着,对他们的指责,我是不屑、不接受的。我愿意接受我值得接受的。
   但我这么说,仍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于是我反对活,我仍然还活着,也许到七老八十了,我还活着。忽然想起黑塞《荒原狼》,主人公哈勒尔用莫扎特来指责歌德:“莫扎特并没有像您那样活到八十二岁,也没有像您那样在他个人生活中要求持久、安宁、呆板的尊严!……他穷困潦倒,早早地就去世,不为世人所了解……”歌德回答:“我活了八十二岁,这也许是永远不可原谅的。可是我因长寿而得到的快乐比您想的要小。我非常渴望持久,这种追求始终使我充实,我始终害怕死亡,并向它作斗争,这话您说对了。我相信,反对死亡的斗争,决然地、执着地要生活下去,这正是推动所有所有杰出人物行动和生活的动力。到头来人都不免有一死,这一点,我年轻的朋友,我用八十二岁的一生做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这同譬如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夭折一样能令人信服。”
   也许问题不在于活还是死,而在于如何活和死,有痛苦地活——自我放逐地活着,班婕妤就似乎是这种情形;也有快乐地赴死——为理想欣然毁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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