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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向“老愤青”柏杨告别  

2008-05-01 23:17:17|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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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死了。他是影响我的人之一。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丑陋的中国人》的情景,黑暗中眨着贼溜溜的眼睛,惊喜,欢呼。但我也是“丑陋者”之一,也是“酱缸”中腌出来的,这种欢呼更像是一种恶作剧,一种策反。不,一种自虐。能够自虐,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内心足够强大。这种强大到我后来走出国门,才被击垮。大凡出了国的人,都会感受到遭受歧视,这时就会下意识地护短。于是出了国的人才更爱国。好在这时我发现,不仅是中国,东亚三国都各有一本同样的书,韩国有《丑陋的韩国人》,日本有《丑陋的日本人》,我去的恰恰是日本。这三个国家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我不知道作者需要多大的勇气,但这跟我无关,跟我有关的是,我终于有了抵挡日本人的武器了!
   然而我却发现,这武器并不管用。因为日本人似乎已不再是高桥敷所揭露的那样了。比如在《丑陋的日本人》中,日本人把奥运会上的成败看做国家荣誉存亡的象征,拳击选手森冈说:“如果在这里失败,那就是日本的耻辱。”月谷甚至在出场前自杀,因为“我已经失掉了满足国人期待的信心。”而日本民众则对游泳选手全体落选极为愤慨:“这种表现他们应切腹自杀,玷污了日本的名声。”而西方人的400米冠军易万斯则是这样表述自己参加奥运的动机:“我喜欢跑步,家境又穷,因此拼命想拿冠军,获得奖金好上大学。”女子体操冠军查斯拉芙斯卡则说:“今天实现了拿金牌的愿望,以后想结婚、生孩子。”无一人夺冠而觉遗憾的意大利人,则是这样想:“即使在意大利第一,其它国家还有更快的运动员。”在当今的日本,奥运也已经回归到了一个赛事,在奥运会上夺冠,报纸也只是发个消息,并没有头条通栏标题,巨幅照片,更没有举国欢庆。同期举行的棒球比赛,胜者却被拥戴者抬着游行,因为他们喜欢棒球,如此而已。倒是我们,授予人家以武器,人家稍一点射,就把我们“愤青”激怒起来了。
   读《丑陋的中国人》时,我也是个“愤青”,我把柏杨视为同类。但是后来我不再是“愤青”了,新一代“愤青”上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接过我们的旗帜,不。我发现“老愤青”与“新愤青”本质不同,前者自我批判,后者自我陶醉;前者对内,后者对外。这决定了前者的必死和后者的永生。其实鲁迅也是个“愤青”,或者说是“愤青头”。鲁迅死了,柏杨死了,作为“愤青”的我也死了,而现在的“愤青”们,却乐陶陶地活着,高谈阔论,并且误国误民。
   柏杨也曾是热血爱国青年。他甚至曾经将“爱领袖”当做“爱国”,把“国”与“党国”混为一谈。他崇拜蒋中正,“七·七”国难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他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参政议政。后来他醒悟了,于是以“侮辱元首”的罪名被投进了监狱。第二次被投入监狱,甚至被罗列了大量的罪名:“思想左倾”、“假事自诬”、“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因此被狠判了12年。这给我们启示,我们可以原谅一个知识分子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犯了失误,但是不能原谅他的依附。
   当然他终究是幸运的,他晚年赶上了好时代,但这不是我们解脱自己的理由。在他没有赶上好时代的时候,他可以去坐牢,而我们的作家却在恐惧不能被体制所统化。沈从文因为没被邀请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老舍因为被“革命运动”所排挤而自杀。现在还有多少作家在依附体制?他们习惯于抱怨作协给他们的待遇太低。向作协讨待遇,埋怨作协,这是奇怪的逻辑。作家写作,是因为自己需要,跟别人没有关系。即使不给待遇,他也要写;即使把他的笔折了,他也会不可遏制地在心里写。现在我们许多作家搞得跟小媳妇卖嫁似的:你给礼金,我才嫁给你;你娶了我,你睡了我,你就欠我了,就得包养我。如果写作者觉得吃亏,你完全可以拉倒,不写算了。
   有人问柏杨的文学成就如何?我想,这问题对柏杨是不重要的,因为他已经占领了文学制高点,那就是自由、独立的思想。特别是杂文,没有思想的文字是伪文字。他没有必要跟所谓的“文学”套近乎,跟这“文学”走得太近,倒是危险的。我特别赞同柏杨审视“礼仪之邦”的毒眼:“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说的多啦,中国固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我甚至怀疑,所谓那些“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提倡,未必就是已经做到的事实。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凡书或报纸上写了好人好事的,往往说明这种事很少,必须树榜样;书或报纸上写了坏人坏事的,就说明这种事已经太多了,不得不口诛笔伐。因为好人好事少,所以才要提倡,要宣传。
   不过我也曾腹诽过柏杨,作为一个学者,学术水平值得怀疑。按当今“学术规范”的标准,他的研究是偏颇的,论证是欠讲理的,结论是不客观的。这说明了我的成熟,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成熟。但是在经历了如此“成熟”之后,看到那么多太“学术”的“学术”,我又宁可看到柏杨式的不客观,乃至不讲理、偏激。鲁迅说几千年中国历史是“吃人”,无疑是偏激的,但是对一个被强大历史惯性所裹挟的民族,对一群叫不醒的慵懒的国民,那是一种棒喝。假如鲁迅客观说中国历史有精华,也有糟粕,那么他们就会想:反正有精华,继续沉睡下去;学者们也会继续咀嚼其中的毒素,乃至咀嚼出了于丹那样的“学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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