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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与巴彦同行  

2008-04-24 17:10:09|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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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彦同行 - 陈希我 - 陈希我                                     

   去年,巴彦先生来信说,他会去越南旅行,然后到中国来,广州、上海、北京,希望能见上一面。可惜我都不在这三个城市。他到上海时给我电话,我听到了一个富有磁性的很有魅力的男性的声音。今年他又来了,这次是香港、广州、厦门、福州,然后北上,我们终于得以见面了。作为我作品的法语翻译者,我理应接待他,而且听别人说,他翻译《抓痒》,翻译得很辛苦。单是给我写的那几十封询问问题的信,就看得出他的不易。还不包括受到了一些压力,特别是中国人朋友因为他翻译《抓痒》,而要跟他断交。他翻译过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老舍的,苏童的,张宇的,阎连科的,毕飞宇的,大概从没有像翻译我的作品这样艰难。作为作者,我很愧疚。
   早听说他是个好玩的老头,个头很高,见了面,果然。一开口就问我要不要喝酒,他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我说我痛风,下半辈子的酒上半辈子透支光了,只能抽烟。他就说抽烟不好,中国作家好像都喜欢抽烟,苏童到他家,只能跑到阳台过烟瘾。我问法国人不是也喜欢抽烟吗?他说现在限制了,抽烟没好处,喝酒好。我知道是他自己喜欢喝酒,不喜欢抽烟。
   带他去走走。福州没什么可看的,想来想去,选了三坊七巷。对地域民俗牌,我历来不以为然,可是招待老外,似乎这张牌还最可心。我记起曾经跟另一个老外汉一在广州街头逛的情景,他只对旧街区感兴趣。但是巴彦跟汉一不同,他似乎更关注那些带着政治色彩的东西。可惜三坊七巷已经在拆迁了,乱七八糟的残垣断壁。但他在南后街塔巷入口却捕捉到了一个场景:前景是塔巷牌楼,背景是工人抡锤拆墙。他说这很富有象征。偶然发现一户人家门楣上残存的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他十分兴奋,拍下了。他对这几个字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就是阎连科《为人民服务》的法语版译者。
   他的思维方式明显倾向于意识形态。比如街上一个乞丐纠缠他,他就摆手说:不,不,社会主义没有乞丐!看到街头色情小广告,他也会说:社会主义不是没有妓女吗?不管是揶揄,还是怎么,可见他对中国意识形态的熟悉。他说他家还存有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民日报》,他能说出一些当时的口号,而这些东西,当今的中国人似乎都淡忘了。也许是因为当时他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这时期恰好跟中国有了最紧密的联系。有道是,老年人往往记不住现时的事情,却对过去的事情记得很牢。巴彦先生已70多岁了,虽然看上去仍然年轻,似乎并没有逃脱这记忆的自然规律。也许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整个法国,整个西方,在那里,中国仍然是过去的中国,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记忆。也许是西方老了?

   但是,真能说是人家老了吗?我们难道不是还时时会冒出那时代的德性吗?
   在林则徐纪念堂,巴彦先生最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对林则徐的评价,那块钉在林则徐塑像边的语录框。在五一广场,他还在毛泽东石膏塑像前拍照,学着挥手的姿势。但他的手势明显不对,手掌不是扬起,而是平戳向前方,倒让我想起了某个别的姿势。
   他说在法国,中国就是毛泽东。连鲁迅也没什么人知道。当然这些年情形有所改变,一些作家被介绍得多了些,包括你们这些新作家。多年前我在日本,就知道所谓中国,在人家眼里就是个政治大国,除此而外什么也不是。现在也许有些改变,但是改变了多少?值得存疑。
   即便是文学作品,他们关注的也只是内容。比如关于中国民俗的,关于政治的,曾经,表现“文革”的作品被介绍烂了,英文译者Harvey就曾对我这么说过,他们意识到要介绍反映中国人当下生活的,我的作品大概就是因此被相中的吧。那些不满巴彦先生的华人,也是从这角度上理解作品。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思维也是意识形态的,只要看看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就明白了。据说纽约等地华人纷纷上街聚集,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反而授人以“奥运民族主义化”之柄?这种吵闹乃至打群架式的行为,会让人家忌讳的,大多数普通的西方人本来还没什么偏见,现在他们会想:中国尚未强大都这样,如果强大了,又当如何?他们不理解一个普通的体育赛事,在中国居然有如此重大的象征意义。这些华人,勿宁是帮倒忙了。

 

   巴彦说,他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我知道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把法国人赶走了,可他们却跑到法国来了,他说。这话让我有些许敏感。我曾经也被这么说过。在日本,常听日本人说:中国人为什么总跑来日本?
   据说是担心日本被中国人占据了。这或许是想得严重了。但众所周知,日本人危机感是很强的。何况据当时统计的数据,中国上海和广东的民工,就达到了日本国民人口的总数。若是这些人都跑去日本,日本岛还不被踏沉了?法国不是岛国,但面积也不甚大,我不知道是否也有被挤爆的担忧。但这种话,一般是不宜说的,就好像富人和穷人交往,富人必须提防着,不要让穷人感觉你在歧视人家,倒是穷人可以,就好像女人可以抓男人,男人不可以打女人一样。弱者在道义上有着优势。
   巴彦先生说这话时,应该没有想这么多。实际上,他的女儿还嫁收养了两个海地女孩,他拿出他的外孙女照片,两个可爱的小女孩,黑皮肤,黑卷发,大眼睛。他把她们的照片随身揣着,给别人看,我们夸她们漂亮,他得意得很。

   我们在街上走。这时期的街上少不了“奥运”的内容。大幅的广告,各种各样的装饰。尽管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好容易争得了机会,轰轰烈烈办起来,总不免有点扬眉吐气的味道,仍然会流露出国家民族的意识。巴彦先生对此颇为敏感。他不喜欢奥运,我早知道,但只是因为他不爱好体育。他说那是小孩子玩的事情,跟对某个国家友好不友好无关。所有的奥运会,他都认为是小孩子玩过家家。但是他敏感于国家民族意识的张扬。他说如果在法国,这样张扬民族意识,是要被看作“大国沙文主义”的。类似的话我曾经听说过,有人提出,中国人总唱“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如果美国人、德国人也唱“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中国人会有什么反应?岂不被看做“大国沙文主义”?但这种说法其实有问题,后者是不争的强者,而前者只是弱者,唱唱喊喊,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他们把中国看成“大国”、一个可以欺凌他们的“强国”了?所以也必须低调检点。
   说到阿尔及利亚,自然就谈到了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加缪。从加缪的殖民地背景,又谈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他去年刚去了杜拉斯的出生地、同样也曾是法属殖民地的越南。从他嘴里,我才听到“玛格丽特·杜拉斯”法语发音,很奇怪的,但很好听。特别是“玛格丽特”,我想正是这奇特的好听,让它成为许多女孩子的名字吧。从这些作家,谈到了另一个作家:都德,他的举世闻名的《最后一课》。巴彦先生说,《最后一课》在法国,是不被选为教材的。我有些吃惊。这作品至今在我的国家仍然有着崇高地位的,虽然我未必认为它取得了多大的文学成就,但不能上教科书,我真的没想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虚假的故事。
   小说中所写的阿尔萨斯,其实本是独立的小国。当地人的母语就是德语,而且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当地学校就一直用德语教学。倒是在17世纪,法国吞并了这个国家,强迫当地人讲法语。1870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侮辱法国王室,激起了法国人的民族情绪。路易·波拿巴利用这种情绪,跟普鲁士开战,结果法军大败,被迫割地,阿尔萨斯就到了普鲁士人手里。当然,阿尔萨斯也有说法语的人,但并不像《最后一课》里说的那样全部人都把法语当作母语,甚至小弗郎士还想:“他们(普鲁士人)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阿尔萨斯的鸽子,也许本来就是用德国话唱歌的。
   都德当年30岁,按理应该是被征兵入伍的。但是据考证,他17岁就染上了梅毒,所以体检不合格。他只是操练过几天民兵。他于是在巴黎的公寓里编造这个爱国神话。这个神话果然起了鼓舞国民士气的作用。假如他当兵了,只是默默无闻的士兵,甚至是炮灰,这下他成了著名的爱国作家。这就是笔杆子比枪杆子力量大的又一个例证,也是主旋律写作比边缘化写作赚便宜的一个例证。这个故事甚至跨越了国界,流传到了遥远的东方的中国,让我们受用无穷。今天,法国和德国已经抛弃前嫌,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已经成为欧盟议会所在地了,这个爱国主义故事却还在中国存活着。
   当然我并不认为小说一定要反映真实。作家完全有权利编造故事,但是他不能媚俗;作家可以选择悖谬,但是不能捡取廉价。巴彦先生则是从“爱国”角度说这事的,一个作家,如何看待爱国?一个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身处的世界?他说法国的知识分子是总要批评政府的,我知道不只是法国如此。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牛虻”,不管如何都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这是基本的立场。不仅是西方,即便是日本,也是如此。前一阵开日本小说课,讲到夏目漱石,我注意到这个伟大的作家所处的时代是明治时代。说起明治时代,我们就会想到明治维新,想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个在日本成功了的却在中国失败了的维新,让我们中国人羡慕而扼腕,但在夏目漱石的笔下,那时代却完全是另一派景象,这个被看做“日本的鲁迅”的作家,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憎恶和悲观。同样的被日本人称为“中国的夏目漱石”的鲁迅,情形也类似。我留意到,其实,鲁迅所处的时代是很不错的:“五·四”时期,社会高度开放,思想极其自由;三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已成雏形,上海成为亚洲最繁荣的都市,让日本人向往得不得了,至今老年的日本人说起上海,还眉飞色舞。

    都是紧板板的话题。但其实,巴彦先生精神世界还是很牧歌的,比如他喜欢去乡下度假。他偏好老舍和毕飞宇那种风格,特别对毕飞宇,他赞赏有加。听他的学生闫倩说,他生长在农村,对乡村生活深有共鸣。他直言批评我的作品里很少写风景,说这话时,我们走在西湖边,那时天色迟暮,他指着远处的树,和树后面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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