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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答《黑龙江日报》桑克兄问:飞翔在现实之上  

2009-01-02 20:12:35|  分类: 访谈、序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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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现在多数作家和多数读者把市场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惟一尺度,而你却认为“活得滋润的作家是有问题的”。我明白你这话针对什么。那么我想问的是我们“苟且”的底线是什么?我们坚持的底线又是什么?理想主义是镜鉴还是梦境?犬儒的智慧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
   答:我们都是人,我们都需要活,这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被普遍启蒙了。但这启蒙很快就变成了“唯活命论”,许多文学作品在“活命哲学”中转不出来。这跟作家的生存态度是分不开的,以市场标准为文学的唯一标准,就是其中的一种态度。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是不该活的。作家活了,作品就死了。当然我们可以降而求其次:作家可以活,但是必须痛苦地活。如果不想痛苦地活,那就不要当作家。当然这痛苦其实并非你必须痛苦,而是你无可逃避地会痛苦,你有太敏锐的感受痛苦的神经。当然这也恰是因为你太理想化了。这就形成了作家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比常人更多地感觉到痛苦,另一方面又比常人更多地追求理想,因此“苟且”就几乎不可能。如果一定要问这个底线,那么只能说,作家毕竟还活着,那么底线就是不让作家饿死。但是这基本的线也是靠不住的,它会悄然浮动,如果作家不能自我把握的话,这不比僧侣,有具体的戒律。理想主义当然是镜鉴,但也可能永远只是梦境。这没什么,文学不就是白日梦吗?犬儒者是不要这个梦的,这是出于他们的“智慧”。其实,要当理想主义者,无异于把自己放到烤片上烤。所以后来的犬儒主义者“智慧地”把早期的“犬儒”和平演变了——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所谓的玩世,其实就是迎世,对世俗全单照收。

   问:你的小说《抓痒》讲述一对夫妻在网上玩熟络而变态的游戏,然而回到现实之后关系却冷漠而陌生。我注意到他们的绝望并非仅仅来自于现在的生活,而是渊源有自。作为你的同代人,我是在第二遍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历史的秘密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现实危机的历史性问题?叙事快感与思考快感如何获得有机的融合?
   答:很感谢你看出了这个历史的秘密,绝大多数人没有看出。历史肯定对现实产生影响。依我看来,中国当代史固然有几个分水岭,诸如49年,“文革”,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但真正让当代中国人产生变化的,是90年代以后。只要我们以这分界看“70后”就清楚了,同样是70年代出生的,前期和后期观念迥然不同,前期的更像60年代出生的人,后期的则不同,因为他们懂事时恰是90年前后。这种突变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信念,什么也不信了,一味拜金从这里开始。历史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实肯定有危机。《抓痒》里的两个主人公就是一直处在这种危机之上的,他们是那时代之子。遗憾的是当今中国文学作品普遍回避对历史的追问。去年这时候我和谢有顺等在贵州,他就提出了现在作家写作没有背景的问题,这背景,我想不仅包括故乡,更包括历史,包括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是从哪里来?可惜中国人是没个这种问题意识的,这也是传统的弊病。所以我们活得很浑噩,也很惶惑,但是作家不能这样。关于叙事快感与思考快感的融合,固然需要融合,但是太融合了,也许思考就不能凸显了。如果这样,还不如不融合,让思考坚硬不适地存在。

   问:你曾经说过“写作就是为了冒犯”和“写作是一种变态”,相对于常态之中的读者,这两句话具有惊异的标题党那样的语言效果,而对于一个作家,这标志着一种内在追求和一种基本认识。那么你认为你开掘人性奥秘或者黑暗深处这一看似残酷的工作怎样才算是彻底的或者是理想的?
   答:必须明白,文学是令人不舒服的东西,作家是鲁迅《立论》里那个说“这孩子将来会死的”的煞风景的人。但长期以来,把作家当成歌舞升平的演艺人了,所谓表达“真、善、美”,其实就是让作家闭眼歌功颂德。“真、善、美”作为愿望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常常故意模糊愿望和真实的界限。是否认为这样才能教育人?一会儿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一会儿又说作家是。即便作家可以等同于教师,文学有教育功能,工程师看到一座危房,就会建议把它拆掉,但是作家却不能这么做。实际上,作家是让人认识世界的人,而这个世界是不令人舒服的,所以作家的工作变成了冒犯。而且由于人们的苟且偷安,还必须用极端的方式来棒喝。当然这冒犯的底色是苦的。作家有什么资格对别人吆三喝四?他其实只是首先自己陷入了困境,然后挣扎,他把他的挣扎展示给世人看。这类似于自虐。所谓的冒犯,首先针对的是自己,这才彻底。

   问:你是一个先锋作家,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在今天仍旧意味着对“传统”的决绝。写什么和怎么写,对你并非问题,你的困惑都是灵魂性的,而非现实层面的。那么,处在一个文化高度融合的新时代,“传统”对于你来说需要警惕之处在哪里?你所秉承的传统又是什么?
   答:“传统”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我知道你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依我看来,“传统”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精神性。虽然中国自古就有“精神”一词,如王充《论衡·订鬼篇》里有“精神为之”,但那谈的是鬼魂,而且是否定的。汉语里的“精神”,只是被解释为意识、宗旨、活力。我这里指的“精神”,是一种与世俗抗衡的势能,它飞翔在现实之上,又深扎在人的心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中国人,是没有这种势能的。这种缺陷也体现在文学上,我们的叙事文学大多的是讲故事,至多发些世俗的感慨,或者来些道德劝世,总之是功利的;抒情文学看似很讲心灵,但这心灵,也并没达到精神的层面,仍然势能不高。我曾在《抓痒》中借用你写嵇康的长诗,嵇康们大概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文人了。缺乏精神性,对中国文学的限制是巨大的。所以我宁可逃避这样的“传统”。也许这有点极端,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具有奇妙的毒性,我只能做此选择。我想说,反传统仍然任重而道远,革命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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