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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答《生活报》问:不附庸、不妥协、不麻木、心灵不死  

2008-12-31 22:39:28|  分类: 访谈、序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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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看您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自己的父母都是老师,您自己又稀里糊涂地当上了老师,后来,又鬼使神差地和一个老师恋爱上了。作为一名老师,我想问问您对当今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怎么看?
   答:明白地说,这个教育是失败的。首先是官方话语企图影响受教育者,这些话语学生们早就厌倦了,它早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我看了看当今使用的语文课本,许多是二流以下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现当代的。即便是一流作家,也是选他们的二流以下的文章。大概是因为这些文章被认为才适合学生阅读。其次就是商品经济意识对学生的渗透。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互相对抗的东西,在我们这时代居然能和平相处,交接点就是功利。金钱固然是功利的,而顺应了官方意识形态,也能获得现实的好处。当然这只是敷衍,他们才不信官方那一套。但也难说完全不信,不设防的大脑是可怕的。官和商合谋,腐蚀着受教育者。

   问:您在日本曾经留学五年,还曾在酒吧夜总会、赌场及运输码头混职,这些对您的创作应该都有很深的影响吧?在您的写作中,经常会有一些性的描写,这是否是与这段经历有关?
   答:日本生活对我的写作确实影响深远。我常说,一个没有出过国的人,知识是不完整的。而日本又是那么奇特的国家,无论从哪个方面上说,都让中国人有更多的感觉。某种意义说,日本比美国离中国更远。这就有了更多的碰撞,这碰撞,对一个写作者倒是大好事。至于性描写,我想跟日本关系不大。一般以为,日本是个性意识很强的民族,其实任何民族都这样,只不过日本人在这方面更坦诚,对性的洞察更深入,而这坦诚和深入,恰是文学必须的。我只是做了文学所必须做的事。

   问:在您的作品中经常有大量的性描写,这些描写在你的小说中究竟占有怎样的重要位置?您试图通过这些性描写揭示什么?您觉得您的作品是通常意义上的“下半身写作”吗?
   答:文学面对的是人性,人性中,性是最主要的内容,而且性又是最隐秘幽暗的,探索隐秘幽暗的国度,是文学重要的工作。这跟现在许多写作者随随便便地写性不同,他们只是把性作为点缀,他们在玩“性”,虽然其中也有反叛社会的动机,但是在“性”普遍被娱乐化泛滥化的当今,这反叛,如果只是一味地恶作剧,很容易反变成迎合了。

   问:您认为文学是“恶之花”,您的作品似乎也更多地表现人性的阴暗面,是您对人性的绝望,还是您对这种阴暗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不知道您是否看过慕容雪村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新作《原谅我红尘颠倒》?很多人看完他的这部书,都说会有一种对人性的绝望感,您怎么看?
   答:很高兴你说我是表现了“人性”的阴暗面,而不是“性”。我们当然要关注人性的阴暗面,光明面都摆在那里了,需要作家去揭示吗?只有阴暗的东西才被遮蔽。当然所以被遮蔽,就因为人们又需要遮蔽它。一方面我们希望揭示,我们想知道人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世界是怎样的,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另一方面,我们又害怕知道,因为答案并不让我们喜欢,人生归根结底是绝望的。作家戳破了,就成了“恶”,就成了“冒犯”。慕容雪村这部作品我没有看,但是我想,所有真正的作家都是绝望的,鲁迅就是绝望的,我也是绝望的,这是基本共识。   
   问:您的《冒犯书》曾经被海关查禁,您觉得是这个社会“冒犯”了您,还是因为您在某种程度上“冒犯”了这个社会?

   答:你说的两个“冒犯”,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一个巴掌拍不响。当然表面上看是我“冒犯”了社会,但是为什么社会会被“冒犯”?上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需要指出的是,说“社会”,不如说是“官方”。官方和民间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悖的,人心向背。官方的意识形态,百姓是深恶痛绝。特别到了这个时代,如果官方还以为可以掌控百姓的大脑,代表百姓,只能说明官方自己的大脑不好使。

   问:我注意到,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但您的作品却是非主流的,这是否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妥协?我很想知道您对郭敬明加入作协和韩寒拒绝加入作协有什么看法?
   答:作协跟写作是没有关系的。其区别恰是你说的“主流”和“非主流”。在中国,主流就是官方。作协是官方的,是一个管制作家的机构。作协主席等等是官职,体现的是“相当于某级别待遇”,而与写作的成就无关。只有文坛外的人才会认为作协主席是写得最好的人。当然大部分人是文坛外的,这就让这些文学官员在大众心目中浪得虚名,许多人也需要进入作协,来博取正名,而“名”也是跟写作成就无关的。甚至,写得出来的写作品,写不出来的当文官;写得好的靠作品,写不出来的靠虚名。当然虚名也可能沾得一些好处,比如你愿意老老实实呆在作协里,你听话,那就可能被养起来,而钱也是跟写作无关的。而实际上,这个钱也不会太多,那些名也不会太高,那“相当于某级别待遇”,也只是“相当于”而已,所以所谓这个“现实”,也并没得到多少现实的好处,无非只是“受嗟”。所以我对郭敬明到现在还削尖脑袋钻进作协,不能理解,只能说,他境界有问题。

   问:中国的读者也好,观众也罢,往往只喜欢喜剧,不喜欢正剧、悲剧。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喜欢把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的作家,您对此怎么看?
   答:这体现了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不愿或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身处,大家浑浑噩噩在遮蔽之下生存。也正因此,专制制度在中国才会存在如此长的时间。作家要做的,就是撕开遮蔽,也可以说是“撕碎美好的事物”,这所谓的“美好”,是被遮蔽后的“美好”。固然,写作和阅读也是一种治伤,但这是在看清自己身处之下的,而不是稀里糊涂的逃避和畏畏缩缩的妥协。明确地说,这种疗伤是一种狷介,其区别类似于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和梁晓声们笔下的“无悔”者,一个是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个是送给别人把握。

   问:您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想跟您探讨:离开了现实世界的文学,其根基又在何处?世俗之外的逻辑,又如何能够引起世俗的兴趣?
   答:固然,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飞起来。所谓现实之外的世界,其实是自己心灵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世俗社会难以获得,所以才有了写作,在写作中获得。这样,这世界的逻辑,其实就是我们所渴望的理想的逻辑,固然,因为其是被遮蔽被压制的,所以它会体现出种种形态,甚至是变态。

   问:您说,“网络世纪是一个全新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旧有的一切终将寿终正寝——权威、级别、衙门……文学,不再是晋升的敲门砖,不再是赢利的资本,作家们不再阴谋气十足,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再战战兢兢拿到编辑、审读员面前,像一个可怜巴巴的孩子。然后,通过,发表,钦定获奖,期望被改编,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黄金时段”播放。优秀之作将自己有脚,走遍天涯,虚伪之作将如朽木自动消解。天地之间有杆秤,人人手中有鼠标。做秀,没有市场。”这是否意味着您对网络文学的肯定?您认为,网络写作对文学创作的发展都会有哪些影响?
   答:印象中,这是我十年前说过的话。当时针对的是作为阵地的网络,当然文学也以此为阵地。当时我确实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十年过去了,有点失望。虽然网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禁忌仍在,甚至有的网站比传统媒体还主流还妥协。有不少网络文学写作者似乎也没有独立起来,骨子里仍然觊觎着得到主流的承认。所以我想网络写作对文学写作没有什么影响,无非就是多个招安的渠道罢了。当然假如不涉及禁忌,也有自由的写作,但是这样的自由又造成了随意。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网络写作,文字能力都不错,但文字只是文字。

   问: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读小说,尤其是纯文学了,您觉得这是当代人的悲哀,还是文学本身的悲哀?是当代人离文学太远,还是文学离当代人太远?中国文学的出路何在?
   答:我想你在问这问题时,一定想着多年前的所谓文学黄金时光。那时候,许多人读文学作品,期待文学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或者用文学换得现实利益,比如拿一本《收获》,可以在公园里受女孩青睐。所以要弄清楚几个问题:所谓读者,指的是怎样的人?是那种把文学作品当文学来读的人,还是当社会学工具来读,甚至抱着更不文学目的的人?那么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都是文学读者?那么,文学是否有必要那么多人来读?写作是私人化的事,作家首先为自己写作,当然他希望幸运地遇到知音阅读者,但只是知音,而不是乌合之众。那是可遇到而不可求的,对双方来说,都是如此,所以不存在谁离谁远的问题,就像恋爱,有缘分就你向我走来,我向你走来;没缘分,没有道理一定要粘合在一起。作家写作,固然要关涉社会,乃至政治,那种闲适的写作,我也不赞成,闲适其实就是妥协。但这介入,是立足于文学本身的尊严的,通过对文学尊严的维护,从而对抗强权,推动社会的进步。
   当然,文学确实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但这不只是在中国,全世界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除了社会多元化的因素,还有人类对自身困境解释的能力越来越不抱希望,而文学,既然你写了,就恰是要解释,“后现代”写作的悖论就在这里。当然,也许文学性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重新定义的,一如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所说:如果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还要那么尖锐地批评它?

   问:现在很多作家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您觉得这对于文学乃至我们的“文化生态”是否是一种伤害?您是否有一天,也会耐不住寂寞,或受不住诱惑,去步他们的后尘?
   答:“市场化“对文学肯定是个伤害。文学跟经济利益没有必然联系,文学上的成功,跟世俗上的成功也不是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说,恰是相反的,正如我前面说到的文学的逻辑,不是世俗逻辑,文学不是比赢,而是比输。我时刻都面临着市场化的诱惑,这要看自己怎样把握了,我的方法是让自己死了靠写作发财的心,告诉自己:你只会写作,你不会干别的事。

   问: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您说过,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基本是优秀的,但中国作家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高行健除外,呵呵),您觉得是中国作家离诺贝尔奖太远,还是诺贝尔奖离中国作家太远?
   答:诺奖到底有多高?这是一个问题。应该说,获得这个奖的作家基本是优秀作家,但不可能都是杰出作家。这是评奖本身的问题,比如评奖很多时候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又比如,如果是杰出作家,那么评奖人也必须是杰出的,甚至要更杰出,不然凭什么来评判?但没有资料证明这一点。那么,只就优秀作家而言,中国也有。当然中国的优秀作家更多的是技术上练得不错,个别具有思想重量和精神价值。

   问:您如何给中国作家阶层的思想命运和精神定位给一个概括?
   答:中国人自先秦以后就没有思想了,作家当然也是。中国文学重韵味,疏思想,至今如此。其中虽然有人企图有思想,但谈何容易,更不要说绝大多数索性放弃思想了,更不要说有人还卖身为奴了。在这种思想被阉割的情况下,精神下跪是必然的了。只要有人企图站起来,就会像企图站起来的猴子一样被当作异类。

   问:您认为作家是否是社会的公共分子,您对自身的形象有哪些约束和坚守?
   答:作家必须关注社会,这点上跟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区别,区别的是作家毕竟首先是写作文学作品的人。至于对自身形象的约束,我不在乎,形象只是给人看的,当今有许多人形象多么冠冕堂皇哪!我只坚守自己内心,不附庸,不妥协,不麻木,心灵不死。

   问:您如何追问自己言说和写作的意义?您觉得您能通过您的作品,让人们重新走向思想吗?
   答:不可能。再说,我有思想吗?以头锤地罢了。

   问:一些作家在当今社会躲在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干预社会失去作用,这是否是他们无奈的精神逃逸?
   答:也许是无奈。但是逃避是不应该的,至少可以像我这样以头锤地,也许还能锤出个窟窿来。

   问:在您的博客中,您说您2008年读过的书里,有李零的《丧家狗》,诗人秦巴子也曾在我们的《黑龙江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看到<丧家狗>的欣慰》,不知道您对他的书怎么看?顺便也想知道您对于丹走红的看法,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答:李零还原了本来的孔子,虽然用词让人觉得冒渎。孔子从他被圣化那天起,就被面团一样地被捏造,被利用。对于丹,有人斤斤计较于她歪曲了孔子,其实歪曲不是主要问题,已经被歪曲这么久了。问题在于她的立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基本的立场。她把孔子思想化成街巷翁妪点头称是的奴才道理,让大家理解现实、顺应时代,做和谐社会的垫脚石、不公平世界的昏民,她在散布“迷魂药”。当然也因为中国人容易接受“迷魂药”。你注意到没有?传统文化在中国总是死不绝,为什么?就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毒,中国人也喜欢吸毒。

   问:您写作的灵感来自哪里?是来自生活?还是来自内心?或者说靠的是经验,还是灵感?
   答:我不是卖自己生活的作家,也不靠经验写作,我的写作来自内心的需要。灵感是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如果灵感的火花是由内心的需求所打亮,那么,是的,也来自灵感。

   问:对您影响最深的三个作家或者三本书?您最喜欢您的哪部作品?
   答: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卡夫卡《饥饿艺术家》,三岛由纪夫《金阁寺》。至于我自己的作品,我永远喜欢最新的那个,就目前而言,是长篇《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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