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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罗生门下(一)  

2008-01-08 17:58:2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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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十二世纪的日本京都,发生了一个案件:一个武士被杀死在丛林里。作为证人,樵夫、凶手多襄丸、死者的妻子真砂,乃至借死者阴魂来做证的女巫,都被招到纠察使署,但他们的供词却使得真相扑朔迷离,一如深不可知的丛林。
   这是芥川龙之介小说《丛林中》里的故事。这小说后来被黑泽明改编成了电影,标题也改了,叫《罗生门》,更增添了诡秘的色彩。《罗生门》也是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说的是战乱年代,一个破产农民被迫走上行盗的道路。但他体弱胆小,而且还有羞耻感。他到一个刚刚发生过大战役的城门,想在战死的尸体上找一些财物,发现一个老妇人正在拔一个女尸头上的头发。他冲上去指责对方连尸体也不放过,老妇人答:“你以为她生前是个善人吗?她可是把蛇晒干了当成鳝鱼来卖。”他有所醒悟,就也抢了老太婆的衣服跑走了。
   这本是一个佛教故事,被移植到了日本。那城门,就叫罗生门。芥川龙之介这样描绘罗生门的景象:“荒芜不堪的罗生门下,被狐狸当成栖身之处。盗贼也住了进来。最后,甚至衍生出把没人认领的死尸抛弃在城楼的习惯。因此,夕阳西下后,人们都惧怕这一带,没人敢在城门附近走动。”据说在京都,原来确实有这么一道门。我当年去京都,有心去造访一些耳熟能详的场所,比如川端康成笔下的平安神宫、祇园,比如三岛由纪夫笔下的金阁寺,甚至谷崎润一郎喜欢的“童子”饭馆,不点电灯,只点蜡烛,当然是不可能存在了。还有就是罗生门。罗生门更不可能存在,但日本人却说,它确实存在过,不过是后来毁于战乱。
   罗生门,本来应是“罗城门”。在日文里,“城”跟“生”音近,“生”又比“城”笔画简单,于是“罗城门”就逐渐被写成“罗生门”了。罗生门原来是城外郭的那道城门,这里的“城”,就是京城。《令义解》里有“官卫·开闭门”一条,说:“京城门者,谓‘罗城门’也。晓鼓声动则开;夜鼓声绝则闭。”据说罗生门跟皇宫正门的朱雀门相对,京城纵轴干道的朱雀大道就贯通两门之间,出了罗城门就到了城郊。公元九世纪,日本皇家势力衰弱,内战频仍,罗生门也年久失修,颓败荒凉,许多无名尸体也被丢在这里,于是在人们心目中,这里成了阴森恐怖之地,还有把这门当做人间通往地狱之门的。《谣曲》里说:“九条之‘罗生门’,正是鬼神所居者。”
   传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京城,都有罗生门,奈良时代是在平城京,平安时代是在平安京。公元784年,桓武天皇为了削弱贵族和僧侣的力量,把都城从平城京迁到了山城国的长冈,也就是现在的京都,并将之命名为“平安京”,有安宁吉祥的意思。但是平安京却未必平安吉祥,甚至总有一种不祥的阴暗。众所周知,日本的文化是很阴暗的。某种意义上说,那就是京都文化。京都人的口音绵软甜糯,男人说话也是如此,让人多少感觉有点不对劲。女人就更是嗲了。这是一种阴柔。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竭力认同京都,因为京都符合他的阴暗美的标准。这种“暗”和“柔”,总让我想起日本能剧里的“女面”,看似微笑,那笑容却是恍惚、难以捉摸的。
   这就是《罗生门》故事产生的背景。与其是那事件不可捉摸,勿宁是叙述者不可捉摸。这与其是叙述一个凶杀案件,不如说是叙述一个凶杀案件的被叙说。作者与其在探究真相,勿宁是在证明,真相不可能被探究。所有的被审问者都怀着私利,只提供美化自己的证词,掩盖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这不只是发生在公元十二世纪的日本,到了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发生着,比如关于“战争罪恶”。总让人想:日本人怎么这样?不得不又想到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归结。她说日本文化是属于“耻感文化”,这似乎是一把理解日本的金钥匙。她说:“以耻感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他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所以当黑泽明的《罗生门》到了欧洲乃至美国,立刻引起轰动。黑泽明在他的自传《蛤蟆的油》里也对《罗生门》的主题作了阐释:人永远不会实话实说,即使死了都不会放弃虚饰。
   但是且慢,黑泽明说的是“人”,并不是“日本人”。一部作品,如果只是暴露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丑陋,他的价值是有限的。鲁迅如果只是写出了中国人的阿Q,《阿Q正传》也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至少在客观上,他画出了人类普遍的灵魂。所以罗曼·罗兰说阿Q是法国人。电影《罗生门》也是这样。
   一九五一年,电影《罗生门》在西方获得了第二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意大利电影评论奖等一堆奖项,有人就认为,这是评奖者对东洋式的异国情调的好奇,甚至说影片出卖了日本。当时战争刚结束没几年,西方人对日本,既嫌恶又好奇。《罗生门》勿宁是日本民族的自供状。但实际上,为《罗生门》喝彩的西方人,并非是在幸灾乐祸,因为他们自己也站在战争的废墟中。他们还清晰记得两次世界大战中暴露无遗的人类惨像——没有一个国家主持公道,没有一个群体为道义而战。希特勒固然没有,同盟国也没有,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有。同样的,在亚洲,日本人固然邪恶,但被他们赶走的西方殖民者也好不了多少。那些被西方所殖民的亚洲国家,也是做梦都想着把殖民者赶走。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做不成,日本人把西方人赶走了,但是日本人不可能他们的家园交还给他们,日本人也是强盗。“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没有真理,只有利益。被损害者只能恨。但他们也不并不善良,他们善良,只是因为他们弱,没能力行恶。扪心自问,我们不也总在做征服世界的梦吗?弱民族取得政权之后的暴政,一点也不比侵略者来得少,甚至还变本加厉。翻开解密的历史文件,其中有多少谎言?罗生门与其是建立在日本京都,勿宁是的建立在整个地球上;那丛林,与其只是案件的丛林,勿宁是人性的丛林。
   人性习惯于把优点归给自己,把缺陷推到别人身上。比如说自己民族具有优良传统,就没有想想自己民族的劣质传统;说资本主义堕落,就显示社会主义优越;说别人不道德,显示自己很道德;说日本人好色,好像自己就坐怀不乱;说人家虚伪,好像自己就很真实。但也许可以来个反诘:为什么就不能说自己真实?也许言说真能成就事实。这并不是在说“谎言讲上一百遍就是真理”,那是另一种创造事实的办法,是强权之下的创造。但还有更巧妙、柔软的创造,把谎言建立在合理之上。这似乎并非不可能。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这词,希腊文原义叫“逻各斯”。当希腊人说人是“逻各斯”的动物时,其实不仅在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还指人是话语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说理的动物。丛林凶杀案的目击者,每个人都在说理。当然说理,首先得有个共同认同的“理”,这“理”,也就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准则。那些证人尽管撒谎,但他们都承认这个准则,甚至他们所以撒谎,也恰是因为他们心虚于自己违反了这准则。当然仅仅认可是不够的,还必须论证,自己的行为符合了这个准则,这必须在私心和准则之间搭上了逻辑。这是说理能否成功的关键。那些撒谎者似乎也完成得很好,从单个证言看,他们并没有逻辑上的矛盾。问题在于,这些证言合在了一起,就互相矛盾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将这些证言合起来,假象就会被认为是真相了。即便是把所有人的证言合在一起,假如他们串通好了,编织出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事实的网,那么即使是假象,因为没有破绽,也就成了事实了。
   他们的破绽,并不是因为他们撒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谎言说好。那么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说得圆满了的谎言呢?想想,简直不寒而栗。
   其实,作为写作者的芥川龙之介是无奈的,他必须用暴露破绽的办法来戳破谎言。有破绽小说才可能写。但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看到了没有被戳破的窗户纸,他既然已经站在了窗户纸前面。窗户纸朦朦胧胧,他隐约感觉到了纸后面的世界,他对一个朋友写下了这几个字:“模模糊糊的不安”。终于,他自杀了。黑泽明倒长寿,也许正是原创者与改编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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