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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阅读疾病》——为《安徽商报》而作:2007年的阅读  

2007-12-09 21:08:12|  分类: 我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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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疾病》——为《安徽商报》而作:2007年的阅读 - 陈希我 - 陈希我 

 

 《我的米海尔》[以色列]阿摩司·奥兹著,译林出版社2007年8月版

 《炼魂》[中国]铁雪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4月版

 《转轨中的日本》,[中国]赵忆宁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8月版

 

   不管当今中国人多么期待“伟大”的文学,文学毕竟仍是一种病。离开了病,文学“伟大”得起来吗?

   汉娜病了,歇斯底里。阿摩司·奥兹写耶路撒冷,可以写的很多,完全可以像中国作家写北京,打传统文化民俗牌,砸懵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病人?因为耶路撒冷病了。作为处在亚洲东部的中国人,长期以来,我对那个亚洲西部地区,貌似十分了解,媒体上天天都有他们的战争。但貌似了解的,往往最不了解。我的情感还倾向于巴勒斯坦人,他们流离失所,这出于同情弱者的人类天性;他们还是反抗者,反抗者的对立面一定是压迫者,侵害者。直到有一天,我的乡亲在那里被绑架了,我感觉痛了,我说不出痛因。我不再能判断是非。我也病了。

   值得一提的是,汉娜的病,并不只是精神的病。精神的病是宏大的,历来被雄心勃勃的作家们所看重。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就写了“世纪病”。以疾病讽世界,以疾病喻人生,让疾病成为一种隐喻,我也频频如此。这是形而上的病。但奥兹写汉娜的病,也是形而下的,确实是肉身的病,她不舒服,她看医生。肉身的病才是最可信的病,也是最深切的病。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米海尔》让读者如此值得信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过病。

 

   和《炼魂》作者铁雪相识,是20多年前的一次笔会。那时我年少气盛,居然在笔会期间打架,实在有辱斯文。如今文人相见,已经不打架了(诗人除外),连谈文学都羞于。但他见到我时,仍谈文学。他谈他的小说,就是《炼魂》。这小说写了近20年,其间卖血养文,简直疯狂。他病了,病得不轻。

   小说主人公是个出身卑微、地位低贱的疍民,但他不甘命运。许多论者认为,《炼魂》在技巧上是有缺陷的,但是圆满是什么样的?像马粪蛋?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技术主义猖獗,许多作品,看着光鲜,但就是没意思,只有技术价值。技术价值只是局部价值。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总体上没价值的作品,是否有价值?

   当然《炼魂》有缺陷,缺陷在其思维方式。不是不健康,而是太健康。这似乎是个悖论。作者竭力张扬主人公的正直、疾恶如仇,这些都是价值观的“正值”,而文学的价值观恰恰是“负值”;虽然其中作者也有意写了主人公的缺点,比如失恋了,见到一个女子长得像初恋的情人,就“不管她是皇帝的公主或乞丐的女儿”,只要还没婆家就厚着脸皮“抢都要把她抢来做老婆”,甚至,看见情同手足的朋友妻命苦,竟然向朋友宣告要取而代之。但总体上仍然是好人。就像都梁的《亮剑》,在众多革命题材作品中,《亮剑》是有了大改观,但仍然是共产党打国民党、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类似的题材,《静静的顿河》就做得好些,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什么也不是,因为什么也不是,所以丰富,所以璀璨。美是中间色。

   我更愿意把美看作中间色中的灰色。灰是一种病,有了病,才有痛,才有苦,才有深度,才高级。在时装界,灰是一种高级色。会痛苦,也是高级的,你会痛苦吗?

 

   文学是一种病,但是现实最好别生病,这就是我的“二元观”。从1990年开始,日本病了,所谓“平成萧条”,长达15年,是战后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我也不幸伴随其间很长时间,见证了种种不景气。公司开始减员,开始倒闭,罢工游行多了起来,街上流浪汉一下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让人不相信这就是日本。前不久在日本一家报纸上看到,五年前,一个在日女华人通过跟日本老乞丐结婚,或者介绍中国国内女子当他们的养女,然后谋杀他们,获得生命保险金,居然频频得手。这在经济萧条前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日本固然有乞丐,但很少,而且往往是因为好吃懒做,勿宁是假乞丐。

   乞丐是社会的晴雨表。现在日本,无可置疑地是有乞丐的社会了。本来,“日本是世界各国中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之一”,现在差距拉大了,日本有了穷人。有人把责任归结到小泉的结构改革上,但其实谁都心知肚明,根本上说是日本的宿命。经济只是政治的表徵。由此反思到国家政治上来。过去日子过得好,可以暂时忽视,现在日子不好了,就感觉特别尖锐起来——日本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比如没有爱国意识。再比如,没有军队,在核威胁下没有核反击能力;在联合国没有发言权,只是出钱的“冤大头”,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被美国死死钳制,《和平宪法》、东京审判与《日美保安条约》是美国骑在日本头上的“三座大山”。用中国留日学者朱建荣的话说:“战后的日本已经被美国抽去了脊梁骨”。

   美国对日本的钳制,有的确实到了“压榨”的地步。比如强迫日本开放大米市场。曾经担任OECD副秘书长的谷口诚说:“日本一直被认为是稻穗国家,也可以称为大米国家,大米对日本人民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军事上看,日本是受美国的保护,但是我们的经济贸易是不受美国保护的,美国一直要让日本开放大米市场。你知道,日本一旦开放大米市场,就要面临农业衰败和农民破产。现在日本种稻米的农户,平均年收入只有100万日元。前几年美国曾经要求日本一定要进口美国、澳大利亚和泰国的大米。可是日本人的习惯是除了本国生产的好吃的大米以外,不吃别国的大米。最后我们没有办法,降低关税进口了大批大米。后来这些大米被全部扔掉了,因为没有人买也没有人吃。”

   我就经历过大米风波。某种程度上说,在日本的最后日子里,我几乎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至今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买日本米的队伍从商店排到了街上,一旦被告知日本米卖完,只有外国米,队伍立刻就散了。如此,商店就不再进外国米了。作为中国人,我愿意吃美国米和泰国米,但是买不到,这是我的困局。

   《转轨中的日本》作者似乎也陷入了困局。作者多次去日本考察,有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这书的价值也在于此。但作为中国人,作者似乎难以摆脱“中国视角”。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中国经济腾飞的沾沾自喜:“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身上都带着10万、20万日元,日本人感到非常吃惊,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日本一般职员钱包里有1万日元就算多的了。”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否真的落得如此之穷,但我清楚,中国人是并没有如此之富的。能供得起孩子出国留学的,绝对只能是中国人中的极少数。拿自家之长,比人家之短,这是我们历来的毛病。书中关于中国经济成就的数据,我不知道是来自日本,还是来自中国?

   也许作者会说,许多赞美都是出自日本人之口。我告诉你,日本人的夸奖是不能当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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