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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几个亲密的关键词》之二:严复  

2007-10-30 17:39:47|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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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不信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我曾经向一个人竭力证明,对方说:“那你祖先也肯定有北方的血统。”弄得我也犹疑起来,祖宗的事,谁说得清呢?
   福州人,具体针对于我,福州男人,应是怎样的呢?温和、保守、世故,乃至精明,还有持家、疼老婆。福州的气候和地理环境,确实孕育了这样的性格。但奇怪的是,在这样的地方,也出现过几条震撼时代的狂人、彪炳史册的汉子,比如林纾,又比如林则徐、林旭、林觉民,还有严复。
   当我知道林纾是福州人,只是感觉稀奇,稀奇是因为福州出了太少的人物。那是刚刚结束“文革”的年代,印象中,从小到大,很少在全国性的报纸广播上听到关于福州的事迹。每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福州总默默无闻,以至于我怀疑福州是不是在中国的版图上。但林纾毕竟还不是重量级的人物,及至我听说严复,我才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每次去老家阳歧扫墓,大人总要指着山上一片墓地,说那是严复墓。那墓地很大,但也无法跟那个赫赫有名的《天演论》翻译者联系在一起。再看看那《天演论》里的照片,有点像了,照片中的严复,戴着和我爷爷一样的帽子。我爷爷喝止子孙,经常是:“胆莫大!”但听我奶奶说,我的这个爷爷,当年也是漂洋过海的,我的一个亲戚还远嫁到了英国皇家。这在我们见了西方人还像看火鸡一样成群围观的1970年代,无异于天方夜谭。在我这个庸常的家庭里,居然也发生过如此奇异的事。爷爷当年途经印度洋,轮船触礁沉没,他跟几个人抱着几片木板苦海余生,于是有了我父辈,于是有了我,我的身世居然也如此传奇吔!
   严复是出去了的。出去的最大成果,就是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Evolutionand Ethics OtherEssays》)介绍到中国来,改名为《天演论》。说改名,未必准确,严格上说,《天演论》已经不全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了。全书上、下两卷,上卷正文是赫胥黎原著《导论》的主要内容,下卷是《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主要内容,在每一节里,严复几乎都加了按语,或是“夹按”和加注。这也没什么,许多翻译家也这么做的,潘光旦翻译蔼理士的《性心理学》,还借题发挥。但有的按语比正文还要长,就有点过了。在按语和注释部分,严复还做了发挥,有不少还是批驳原作者观点的。严复以按语的形式评论和发挥己见,来导读全书,也因此误导了此书,也历来受到翻译界垢病。
   按梁启超的说法,严复是“第一位精通外文”的译介者。在外语能力上,和林纾不同,林纾是不能,严复是能而不为。为什么不为?吴汝纶指出严氏译书有经世的意图,是要“借西人之口来劝谏国人”。明白地说,严复是向西方借火种的。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让严复大受刺激,于是他翻译了这本生物学著作,未数月即脱稿。他为什么选生物学著作?因为他看中了其中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但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却是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捍卫人类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却被严复曲解成贬低道德伦理、唯科学主义,于是只有科技才能救国,才能富国强兵,才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保种。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许多熟悉的理念,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救亡、科技救国、振兴中华、白猫黑猫、发展就是硬道理……
   但是即使是曲解,严复也可以选择达尔文与斯宾塞的著作的。从“借西人之口来劝谏国人”角度说,借达尔文之口,更是正宗,为什么他偏选择赫胥黎这本书呢?原因在于,这本书隐藏着关于达尔文主义主要宗旨的简短、生动、诗一般的描述,由此可以描绘出全世界一致性的历史发展的广阔面貌。当时国内知识界有一种看法,认为西夷与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实质性鸿沟,既然有鸿沟,那么对方的论述在中国就无效了。严复要抹去这条鸿沟。在这点上,严复显示出了福州人的精明。这时候的严复,不像是个翻译家,而像是谋略家了。
   实际上,严复所以地位如此之高,正因为他不仅仅是个翻译家。他被尊为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严复,却露怯了。其实严复有时候未必就是故意曲解,他是真的不懂。比如他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富》)的翻译,就是个例子。他真是误读了斯密。他要纠正国人“重义轻利”的偏见,鼓励积极致富,于是他做了这样的解读:由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所具体展示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一个能促成国家富强的体制,也就是说,只有以自由的经济制度来解放个人的能力,才能达成国家的富强。从他对穆勒的“自由思想”的翻译,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严复并不了解什么叫“自由”。西方个人主义者将个人自由当作终极目的,严复却将个人自由理解成是提高“民德”、“民智”,解放个人动力的手段,最终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
   这里有个根本的误区:国家与个人,哪个更重要?当然是个人,而不是国家。“五·四”时期已经启了“个人”这个蒙,可惜没多久,在“救亡”的堂而皇之的理由之下,集团主义与民族主义又复辟了。当初胡适对青年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但即使是胡适,也还不彻底。人应该为自己争自由和人格,也顺便争了国家的自由和人格;假如国家阻碍了个人的自由和人格,人可以把国家一脚踢掉。
   这样的道理,估计至今依然有不少人不认可。严复也是不理解的。他觉得那个国家还可救,只要吃点药。(甚至我吃了你的药,病除强壮了,再回头打你。)他并不肯完全丢弃传统,他认为某些中国的观念与某些现代西方思想还是可以配合的,比如老庄思想中就有与西方自由民主观念相一致之处;又比如中国传统的孝道所培养出克己与服从观念,也可以用来推进富强的进程。这让他产生幻觉,或者亢奋,或者绝望。一旦绝望,就吸食鸦片了。严复死于吸食鸦片。现在我们还有多少人在吸食“传统”这个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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