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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我们屡屡被“爱国”绑架  

2008-11-29 21:39:42|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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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人类暴力史,有一种暴力,就是绑架。绑架是一种软暴力,人作为万物之灵,比其他动物高明之处,就在于懂得使用软暴力——用最小的力量获取最大的收益。纵使你万不情愿,也必须乖乖顺从。其中最软的暴力就是“爱国”绑架,让你连不情愿也不敢说出口,还得感恩。这种经验被一些人屡试不爽,而且影响深远。单是2008年,我们身边就发生过诸多的“爱国”绑架事件,在“奥运”圣火传递中,不热心北京“奥运”的就被斥为“不爱国”,甚至可以以“爱国”的名义理所当然胡作非为;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牛根生也拿“民族企业”相要挟——“三聚氰胺”事件嚗光,举世震惊,中国的信誉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严重的危机,那些祸害国家民族利益者受到清算,本是理所当然,不料他却自己祭起了“爱国”的灵旗来了:“股价暴跌,导致我们抵押给摩根斯坦利的蒙牛股份在价值上大为缩水,这引得境外一些资本大鳄蠢蠢欲动,一面编织谎言,一面张口以待……及时补足保证金,关系到企业话语权的存亡。作为民族乳制品企业的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让我们想起“余大师”的“含泪劝告”:“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敢情不是因为自己做错,而是因为人家在等着我们做错;即便是自己做错,因为有不怀好意的外国人的存在,也不能清算,这才是“识大体、明大理”——识的是“民族”的“大体”,明的是“爱国”的“大理”。所谓“爱国是无条件的”,就是建立在这种“大体”、“大理”之上的。事实如何,可以不论。当一部作品、一种陈述让中国人不喜欢,就说它是污蔑中国。什么叫污蔑?就是对事实的歪曲。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在“爱国”的名义下,是不作这种探究的。因此所谓“无条件”,就是“无道理”;所谓“大理”,就是“无理”。
   在中国历史上,得势者屡屡打出“爱国”牌,因为他们已经霸占了江山社稷。他们告诉国人:“朕即江山”、“朕即社稷”,把江山社稷绑架到自己家里。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与“忠君”是不可分的,“爱国”既然无条件,那么“忠君”也就无条件了,“爱国”必须以“忠君”作为前提、基础和旨归。在这种逻辑下出现了一系列“爱国者”,屈原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个“爱国者”,先是遭他的“国”的怀王贬斥,又遭他的“国”的襄王放逐,但他仍“九死而未悔”,一如一个执迷不悟的情人,不可自拔,仍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守丘”。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昏庸的统治者正是国家祸患的根源,他们只知反贪官,不知反皇帝。其实,与其说他们是“爱国”,勿宁说是“误国”,糊涂而“误国”。
   也许他们未必完全糊涂,比如屈原,他也并不满意他的恋爱对象、他的“美人”,也就是他的“君”,他也知道自己只是单相思。在他的《离骚》中所追求的“美人”,都是“冷美人”——洛水女神,脾气乖戾,行为放荡;帝喾之妃、夏侯少康之妃,他无法靠近。他对自己的“君”是有抱怨的,但这抱怨是跟期待交织在一起的,他只能期待他的“君”有朝一日回心转意。他不能离开“君”,因为“君”就是他的“国”。就像一个弃妇喜欢频频回忆对方曾经对待自己的好,他也频频回忆当初被“君”所爱的岁月。由于有这段初好,屈原坚信自己被弃,只是因为“君”的不察,因为“君”身边有了“小人”。忠君者总是相信“君”是好的,即使“君”把“国”给卖了,也要跟着去当奴。他们其实是把对“君”的忠诚,凌驾于“国”之上,这些人与其是“爱国者”,不如说是“爱国奴”。
   有这样的“爱国奴”,“君”就大可不用着急了。搞到民族衰弱、国家危亡了,自然有“爱国奴”拼死相救。甚至因为民族危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爱国”的队伍中来。一如列宁所指出的:“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国家越是危亡,越能刺激“爱国”的神经,越让这种“国”与“君”的绑架成为死结。如果救了“国”,就自然也把“君”给救了。
   当然我也相信这些人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知道自己的热情被绑架了,但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只能当殉葬品。然而并不是任何明白人都当殉葬品,更有拾利者,比如那些野心家,他们也十分明白这盘棋局,他们就利用这个局面为己所用,往“爱国”塞进自己的私货。他们比任何人都高喊“爱国”,倒好像别人不如他们“爱国”。高喊宁可把“蒙牛”白送中国兄弟、也不便宜友邦的牛根生,你看他是多么爱国,多么悲壮。如此,谁敢不支持他?正如赫尔岑所描绘的:“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这让我想起安布罗斯•比尔斯的断言:“爱国主义是一堆易燃的垃圾,任何想照亮自己名字的人只要朝它丢根火柴就可以了。”他们与其是“爱国奴”,勿宁是“爱国贼”。
   这些“爱国贼”精明得很,他们知道如何“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是你不从,就是“卖国”。中国历史上出现许多“卖国贼”,也许是世界上最盛产“卖国贼”的国家了。“爱国”屡屡成了打击政敌或者不同观点的道德武器,比如陈独秀、刘少奇就曾被他的伐异同党骂作“卖国”,翻开蒋介石日记,“汉奸”“卖国贼”字眼比比皆是,而被用在头上的都是他不喜欢的人,特别是汪精卫。其实,蒋又如何比汪“爱国”呢?无非是以“爱国”的旗号排挤异己罢了。而一个人一旦被盖上“卖国贼”的帽子,就无论如何没有讨论的余地了,比如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包括汪精卫,仅止于“卖国贼”的定性,永世不得翻身。
   那些“爱国者”们要是真“爱国”,就应该让事实得以澄清、让罪恶得以清算,而不是拿“爱国”作为幌子,逃避追究、固守错误、唬弄欺压百姓,让“爱国”成了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之地”。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为流氓无赖做局买单?比如对牛根生们,既然中国的企业无法保障中国人,如果外国企业能做到,为什么不让外国企业做?“爱国”难道要以国人毁灭作为代价?人之不存,“国”有谁爱?
   其实,如果人类不存,所谓“国”,也就成了子虚乌有。而“爱国”情绪就潜藏着这种毁灭人类的危险因素。“爱国主义者”有这样一种荒谬的逻辑:我的国家不定是正确的,但是它总是正确的。这种逻辑只能导致偏执和暴力。“爱国主义”隐含着狭隘的道德规范,它暗示“祖国”是道德的标准或者价值。那么别的国家的标准和价值就是非道德的,就应该被否定。因此,爱国主义者必然把别国视为异端,树为敌人。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针对他国的战争,都是在“爱国主义”名义下发动的。没有道理可讲,就因为我爱我的“国”。那么你爱你的“国”,人家也爱自己的“国”,你把人家树立为敌,别人也就把你树立为敌。冤冤相报,永无休止。勃特兰·罗素说:“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固然,由于人类过去的蒙昧,千百年来,人们已积淀了“爱国”的情感,但这却是必须规避的情感,这在绝大多数开明国家已经成了共识,在这些国家,“爱国主义”都被视为危险,如果谁公然叫嚣“爱国主义”,就会被认为是无赖;在这些国家,“爱国者”没有市场,而国家和国民却实实在在得到了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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