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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我们知道什么?  

2007-07-28 18:27:48|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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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总有一种不安。最早大概是在五年前,一天,我所在的城市两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同时都有我在发言。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我是“知道分子”。那发言,我还是有自信的,是关于文学的,也恰是我的思考问题。但是很多时候,被问及的并不是文学,也不是我了解的领域,教育、时尚、民俗、生存环境、城市建设,甚至是现代科技。我自问:我真的知道这么多吗?对这世界上的事,我还真的很多不知道,无从回答。越来越感觉自己知道得很有限了。
   当然某种意义上说,世上万物原理是相通的。掌握了基本原理,“所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可以糊个八九不离十。但是单凭如此,我就有资格发言吗?我有资格凭这些去教人知道吗?甚至是去教训人。
   两天连续看了某电视台的两期《新闻追追追》节目。这个节目,每期都请嘉宾就热门话题展开评论,有点类似于中央四套请杂志主编们来评“热点、冷点”。我很纳闷,这些主编们怎么就知道这么多?谈国际政治,中东、朝核、美国内政、法国大选,谈经济,物价、股市,谈地球气候,都能侃侃而谈。但我总觉得即使是专家,也只能谈他们熟悉的那领域,不存在全知的专家。即使对许多事有些想法,但也未必就能搬到台上来。

   这次做的是一个“虐母”专题:一个老母亲,被儿子长达十年放居杂物间。这情况当然首先是记者发现的。记者本着朴素的正义感,对此做了义愤填膺的报道。记者总是代表了正义,我记得若干年前,记者拿着麦克风,追着几个被抓的草台班脱衣舞女,她们还是上学的年龄,记者问:“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你们为什么不去读书?”
   记者领了头,嘉宾争上游。节目里,一个某大学长得白白大大、一看就知道养尊处优的学者发言了,说那个儿子这样对待母亲,跟对待狗没有区别,立刻激怒了那个也被请到现场的儿子,他当场拂袖而去。我并不认为说“狗”有什么污辱性质,那只是国人的条件反射。问题在于说的人的高高在上、真理在握的感觉,好像自己就是法官。你如果是法官,当然可以审判,因为你掌握了充分的调查材料。但是即使如此,好法官也往往无法下槌的,因为他深刻知道世界的复杂性,无法断定谁对谁错,甚至,谁有权利审判谁?也许他认为自己是学者,但是这也不是学者所为,倒反而是学术大忌。我从进学院读博那一天起,就被训练不能想当然、自说自话。比如我们有个学问做得很规范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章经常是没有结论的,最后一句往往是疑问句,一个问号。这才是做学问呐!这点上,倒是同样在演播现场的那个居委会主任更像学者,现实的复杂性让她难以下定论,很有点“学术规范”的味道了。
   但是现在的“学术规范”,着重的是“规范”,而不是“学术”。圈内有句话叫:“写得是不是论文不重要,只要写得像论文就行。”这就透露出了一个信息:花架子。这有点像当今的许多学者,学问做得深入不深入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像学者,要学者这个牌子,端的是学者的“花架子”。学者对“虐母”事件妄加发言,就是这样“花架子”的体现。你理解人家的生存处境吗?不能只凭一句“不管怎么说,总归……”吧?

   也许有人会说,学术规范正是抑制妄言的,它们怎么可能有相同之处?有。相同之处就在于“规范”上。一个事物两个面:在学术研究上,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学术规范”,在对社会发言上,重要的是要知道“发言规范”。有了这个知道,对知识不知道也无所谓了。当然我怀疑,这不知道,很多时候是故意不知道。该知道,就显示知道;不该知道的,就装作不知道。比如“虐母”事件,分析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却偏偏不知道分析社会不公正;谴责了各种各样残酷无情行为,却偏偏不知道谴责我们制度的残酷冷血。恰恰他们最应该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了。而另一方面,则避重就轻,捡软的柿子捏,端的个理论的威严。
   也许他们会喊冤枉:我是真不知道啊!那么不知道,就不要装知道。
   当然我也理解,这不是说话人的问题,要真知道了,节目就要被喀嚓毙鸟。我也深深理解节目制作者的苦衷。实际上,这是我所喜爱的节目之一(这个台,虽然是地方台,但是每晚7点,我不看央视新闻,而看它的新闻)。我说的是,做节目人的困境,学者的困境,包括我自己的困境。我自己也曾参加许多类似的节目,深感在镜头前说话之不容易,但又不能不说,那样节目怎么做?还得说,还得说得很当真。节目下来,觉得自己像戏子,至多是“二丑”。在这样的情形下,所谓的“追追追”,只能花拳绣腿,至多反映些小问题,而这些小问题,也只是说说罢了,比如曾经做过的关于“五一五四路禁摩”,那个请来的市民代表,是“追追追”历史上“追”得最真的嘉宾,但是“禁摩”还是实行了,连“听证会”都是聋子的耳朵。
   也不可否认,“规范”,长期下来,也可能被“规范”到真的不知道了。在两场里,都有嘉宾拿出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尚方宝剑。我们历来喜欢引经据典,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就是祖宗为大,厚古薄今,争论起来,往往说先帝怎样怎样,古人如何如何。中华文化发展史,说是几千年,思想发展到先秦就基本停止了,所谓学术,只不过是诠释术。诠释,自然是要带着肯定预期,甚至是崇敬心理的,所以“传统”和“好的”就粘在了一起。我随手查了一下手边的《现代汉语小词典》,“传统”这词条是这么解释的:“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革命传统。”这不?就想到了“优良”传统了。我们已经习惯地把“传统”和“优良传统”混为一谈。嘉宾们在拿起“中华民族传统”时,一定只想着“优良传统”,比如尊老爱幼。为什么不想到专制“吃人”呢?当然嘉宾可以辩驳:为什么偏要引“吃人”?明明有尊老爱幼,我为什么就不能引用?
   有?你见过?
   这不?书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比如《二十四孝》。
   确实存在《二十四孝》这个读物,对此,我还不至于不知道。我还知道,它有许多版本,有元代郭居敬编的,有明代的,还有清代的,反正王朝越是衰微,这书出得越勤。朱熹编撰《小学》,也曾引录了前人所述的孝人孝事,比如虞舜,比如曾参,比如闵子骞、老莱子、陆绩、子路、江革、唐氏、庾黔娄及朱寿昌,后来就有一本叫做“原编”朱熹撰的《二十四孝》,后来发现,不过是书商为抬高书的声价,便于推销谋利,假朱子之名罢了。可见纸上写的之不可靠,带着目的性。实际上,《二十四孝》的产生和流行,就是带着功利目的性的。中国统治者把“孝”作为有力的统治工具,所以要以“孝道”作为建国、立身、育才、教民之本。可见,这只是一种提倡。那么,这提倡是否真的成就了事实了呢?无法证明。至少我没见过,除了书上写的。而我恰知道,大凡书或报纸上写了好人好事的,往往说明这种事很少,必须树榜样;书或报纸上写了坏人坏事的,就说明这种事已经太多了,不得不口诛笔伐。因为好人好事少,所以才要提倡,要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到如今,谁要再把宣传当事实,他真是白活了。
   当然,这里也不能否认也有装作不懂的。因为不敢说真话,不敢直面现实,所以就一头钻进了故纸堆。钻进“传统”是没有危险的,何况是“好的”“传统”?好,对谁都是受用的。他们参透了,他们玩精了,放眼看看,那些倡导“国学”的,哪几个不是“人精”?
   当然也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考虑,以鼓励为主;或者为了表示对现实不满的策略;或者是人类的固有的幻想。比如我们老是会听说,“五十年代”多好,多单纯,“八十年代”多好,为中华崛起而奋斗。人类的幻想是无可救药的,像男人的屌,昂扬,颓败了,悔了,但是不须多久,又会昂扬起来。

   但是,总有一天会再也昂扬不起来的,我们应该知道。


后记:
   写完此文,忽然觉得挺无聊。虽然我检讨自己不知道,但写这文章,本身就是又在说自己知道。那个被认为“虐母”的当事人——儿子,为了表明自己住得也很局促,不能安排母亲,带记者拍他的住处。我看到确实住得很挤,但我也看到了仍有空间,我于是也不自觉地产生了不满:这些空处,安排一张母亲的床不行吗?如果因为性别不便,可以用纤维版隔嘛!但我立刻反问自己:如果是我,我能吗?其实我也是高高在上,觉得真理在握,仍然不自觉认为自己有“知”。也许“知”本身就是过错,亚当夏娃的过错,就是因为他们有“知”。那么,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错的了。那么,谁给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父母。那么这勿宁就是作孽了。父母生下子女,又让子女必须赡养,而子女又不愿负这个债(子女已经活得够苦的了),于是被谴责——父母和子女之间这种债,只是孽债。不关真理,更不关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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