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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转:《阪神大地震改变了我心目中的日本》(雪非雪作)  

2006-09-26 12:03:12|  分类: 其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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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月17日。早上5点46分。正在睡梦中。突然被床下什么东西拱起。翻身起来,看见整个房间在晃动,床变成了船。于是惊叫“地震了!”一把拉起身边丈夫要下床。腿还没有迈下床,激烈的晃动又来了。双手匍匐在地板上,口里喊着隔壁房间的孩子,身体却不能动。眼看着电视机上面的小座钟摇晃着落下来。
  晃动稍稍平息后,我们忙把孩子叫起来。她惊恐着站起身,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地震又来了。7岁的女儿指着从冰箱上下落的东西京呼出一句中国话:“妈妈盆掉下来了!”。我不知所措。慌说“快,快开电视看是不是地震了!”丈夫说“废话!还用看电视?”打开电视的一瞬间,里面还在播放娱乐节目,但画面马上开始出现雪花斑点,像被电击了一样混乱模糊。斑点过后,画面出现了地震速报的文字新闻。当时没有任何伤亡信息。丈夫找出收音机和手电筒,带我们下楼出门。走到外面,看见旁边的阪奈(大阪奈良之间)公路上排着长长的汽车队,朝向大阪方向的道路左侧,是密密麻麻的红尾灯。天已经开始脱离夜色,路灯还亮着,发出晕黄的光环。
  7点半,电视上只有关于神户遭遇地震引起严重火灾的报道,没有更详细的内容。把孩子打发去上学,我们各自出门了。我正在驾驶学校学习驾驶,马上就要结业拿正式执照,但这一天却几次出现差错。教练表示理解,他说日本谚语中有个三大恐怖说法——地震、打雷、父亲。地震能引起火灾,所以同样可怕。我的朋友一家住在神户,临出门一直打电话,那边就是没人接。我焦灼不安,因为朋友的孩子才3个月。
  晚上回到家,电视上的神户已经是一片火海和废墟。朋友在避难所打来电话,大人孩子安全脱险,只是身上擦伤一点皮。他们家放在拉门外面的冰箱冲进客厅,把电视屏撞得粉碎。公寓旁边一些木质平房成了火灾燃料,此刻还在燃烧……
  我们住在生驹山东麓,此次地震范围恰好到此为止。我感受到的震度在5级左右。5级程度不会造成明显的建筑倒塌。震灾发生4天以后,朋友一家4人并带了他们同公寓的朋友一家3人来到我家。站在我家楼下,他们奇怪地说“你们这里的房子怎么都是直立着的?”他们在满目倒塌和倾斜中生活了4天以后,看见直立的东西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中一个夫人大衣里面下身只穿着线裤。大人手里拿着蓝色大垃圾袋,里面是这些人准备长期备难的食品——几个包子和几个煮鸡蛋。神户交通瘫痪,寒冬腊月里,他们从住处避难小学的体育馆步行走到西宫车站,走了20多公里。
  这期间,先后有三家同胞共10口人到我家里避难中转回国。13口人的避难日子,倒也快乐,象共产主义大家庭。房间里到处是尿布和毛巾,4个女人每天议论着吃什么。60几平米的3DK,到处铺着寝具。主人卧室成了母婴专用房间,婴儿父亲也挤在那里,我们夫妇每天等难民都关门入睡之后,在厅中席地就寝。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孩子们玩得心花怒放,临分开问“妈妈什么时候还地震啊?”商女不知亡国恨,幼女不知大人忧。
  聚集在一起的几个夜晚,反复听他们这几天里的历险记。惊恐万状的袭击使他们久久不能安宁。一个夫人几次描述说“唉呀天哪,吓死人!睡着觉就听着地底下从远处跑过来一条地龙,嗒嗒嗒就拱到身底下来了!”她本能地抱起婴儿冲出门外,回头要进屋喊丈夫时,包了铁皮的门被余震卡紧在门框上,怎么也拉不开。英雄的东北妻子一急之下居然把整个门给拉了下来……。他们带来的那几个装在垃圾袋里的鸡蛋和包子,是这几天省吃俭用的结余。看到这几样东西,吃饱喝足后的几位难民就不免哈哈大笑。一个夫人说:“这要不是领导看管严格早就连影都不剩了!”领导是另一位夫人,她解释说“那可不!谁知道得困到什么时候啊?好几个孩子,没计划怎么行?这几天都是我命令他们,大男人到这时候就得出去弄吃的对不对?”原来,这些鸡蛋和包子是男人到24小时店里“拿”来的。店已经瘫痪了,好在食品还可以用来延命。听着他们的回顾,我问“你们拿东西没人管吗?”有人说“谁还顾得过来管?保命要紧。”另一个人说“但是人家日本人可没拿,旁边那个人说‘你们这样做不太好吧?’我听见了,真不好意思。但也没办法啊,咱都是外国人,不自己救自己,等谁来管?”
  与震区朋友们的接触,使我们与这场地震发生了直接关联。当时我还在大学读博士课程,老师和其他日本朋友主动打电话来问有没有朋友受灾。大学里一位年轻的心理学老师正跟我学中文,他家三个孩子都还小,听说来避难的朋友有小孩,就送来很多孩子用品。还有一个间接认识的小公司老板,父子俩开面包车送来大包大包新买来的物资援助,听说避难朋友们要回中国东北老家,就给每个人准备了防寒衣裤,甚至围巾手套,连婴儿用的奶瓶和简易卫生用品都给备齐。一位住在附近的留学生,跟我是同校同学,晚上送来很多水果,她说“你们多吃点水果,不要上火。”还有国内朋友的弟弟夫妇,送来几大盒牛肉。
  来自同胞的援助,尚有平日的友情铺垫,但是对于这些几乎是陌生人的日本人的友善,我们不知道如何感谢。避难朋友家属回国后,丈夫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了灾区。尼崎、西宫、神户。那天正赶上天皇夫妇来慰问,他在人群里拍到了天皇夫妇的照片。但是,相机里拍回来的更多的是惨不忍睹。看着照片,我们就想起来该做点什么。那时候正是假期,于是,就给一位在尼奇开私塾的日本朋友清田打了电话,说明志愿后,他说“太好了,我们正需要人。”
  从地震到来那一天开始,清田就一直带着他的学生从事义务救灾。于是,我们聚集身边留学生总共7人,到尼崎去给这些从事义务救灾活动的日本年轻人包了一天饺子。那些孩子们,在夜以继日的一个多月里,几乎没吃过一顿热饭。他们边吃饺子边说“这可太好吃了,我活到今天净吃些什么了!居然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一天,我们站在残垣断壁中的一小块空地上,穿着棉衣包了1千多个饺子。那是我们第一次为日本人做没有报酬的工,材料都是大家齐钱买的。
  神户被困的前些天,活下来的人没水喝没饭吃,交通瘫痪,送水艰难。水车来的时候大家都持一水桶排队,没有人拥挤加塞儿。后面排着长队,眼看水车水尽,一个排在后面的美国人就夹塞到前面去说“我有病,要吃药,需要水”,于是他得到了水。其实他没有病,这是后来他自己说的,他为日本人把秩序看得高于生命要求而感动而内疚才说出来的。有一天的《朝日新闻》上,登载一张巨幅照片,那是一个女人的背影,她身上背着一个大双肩包,步行在通往震区的公路边。包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这里面有吃的东西,哪位想要请打招呼”。这幅照片让我立刻流出泪水。还有很多民间人,上班前手持救灾物品出门,站在通往神户方向的路边,对过往车辆说“请把这些东西带到神户那边,随便给谁都可以。”……同样住在震区的中国同胞,面临生存危机,所作的是自发地组织起来分别去“谋生”。
  这次大地震,使我对日本人的认识有了根本性转变。生死面前,我感受到了对这个民族大众灵魂的近距离接触,由此,对这个自己身在其中的民族产生发自心底的尊敬。我总是在设想,如果同样的灾难发生在中国,会不会有这样秩序井然的自救景象。任何一个地域的任意群体,能否做到排队等水不争不抢?对于求生欲旺盛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假设或许太刁难人。我们即使面对死亡临危不惧,但还会出于孝子和长辈的种种美德,随着本能去践踏秩序以表达对亲人老幼的自我爱情。这种示爱方式很崇高也很人性,但是放在整体秩序中就成了不和谐。说到文化素质,我的几个朋友都是读硕士博士的优秀人才,平时的为人处事也算个个君子。我也不由得自问,假如是我本人被困,我是否也会是那主动“谋生”的一员?想对自己说“不会”,却觉得底气不足。毕竟,我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危急时刻,我也同样会发挥出祖先留在基因里的的求生智慧。这样,就不得不让我联想到一直以为十分抽象的“国民性”这一概念上来。中国人与日本人共度的几日避难生活,让我感受到即使我们在濒临危机的求生挣扎中赢得了生命的延续,我们依然是一个输家。让我们自认输败的,是心里的那点不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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