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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茶世界  

2008-09-09 22:09: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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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茶道与中国茶道不同。中国茶道讲究排场,喜欢豪华。中国人似乎有着豪华的价值取向,刚过去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是个明证。而日本人则有不同的趣味。
   日本茶室看上去就像农家草庵,用土、砂、木、竹、麦杆等材料建成,不加任何修饰,所以又有“茅屋”、“空之屋’之称。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寒碜、不上档次。面积也很小,四叠半榻榻米。中国人喜欢大,房间也要大,其实空旷的大房间只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比如宫殿。但喜欢豪华的人也许会宁可不舒服,也要豪华的。不仅要面积,还要高度,总觉得房子天花板不够高,其实天花板太高的房子会给人威压感。比如教堂、礼堂,又比如食堂,那样的地方是不适合安家的。日本人把茶室当成家,自然不要那么高大,在这样的空间里,人容易交心。设施粗陋,也增加了这种家的感觉,其实中国也有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草窝。”
   脱离出物质,精神就凸显了。但这精神是精心诱发出来的,比如让茶室色彩淡雅,让光线柔和,用“墙底窗”和“连子窗”以及天窗造成了各个角度射进来的光线,给人恍惚之感,竟不知身在尘世了。
   日本茶道原来也是有世俗味的。它来源于中国,称做“唐茶”。茶具也源自中国,与功夫茶类似,有凉炉、茶釜、急须、茶碗,还有茶磨、火箸、水注、水翻、香盒、茶筅、茶勺、茶巾、羽帚、炭斗一系列劳什子,名目繁多。还边喝茶,边欣赏宋元名画。丰臣秀吉当年还举办了茶会,轰动一时。但是这一切被千利休给否决了,也是“去中国化”的一章。那时候丰臣秀吉还只是和千利休一样是织田信长手下的人物,拿千利休没办法。但织田信长死了,机遇给了丰臣秀吉,千利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是千利休提倡的“贫困”的精神却留下来了,一直到今天,日本人讲究喝“空寂茶”,追求茶里的“侘”味。
   “寂”,就是孤寂、闲愁、荒凉、凄苦。“侘”呢?本意有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比如在平安时代,“侘人”就是失意、落魄、孤独的人。到平安末期,贵族被赶下了历史舞台,也沦为了“侘人”。这些贵族豪华褪去,尝到了世态炎凉,深感世事无常,看到了人生的底色。日本人的思想就是立足于这底色上的,这就是日本思想比中国思想深刻之处,当然也缺少了中国人的快乐的智慧。
   只有从高处跌下来,才知道什么是真,于是返朴归真。这境界是从来在底层挣扎的泥腿子所不能达到的。贵族出身和泥腿子出身是不一样的,泥腿子出身,一旦发达了,鲜有不腐败的。所以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是要靠有闲阶级出身的人来“革命”的,无产者本身是靠不住的。而贵族,哪怕是破落了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当然这些贵族也只是失去了政治地位,经济上还远并没有困顿,至少也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政治上没得忙了,也有闲了,于是“寂”、“侘”倒成了一种悠闲,具有演出的性质。日本传统剧场入口的门是很小的,也许是世界建筑史上最罕见的设计了。小得像洞。它还真有个类似的称呼:“鼠木户”。仔细一想,寓意还真是奇妙得很:像老鼠一样倏然钻进入去,洞门在身后“咔”地一关,把令人厌烦的俗事挡在外头,进入乌托邦的世界。日本茶室也有类似的门,非跪行不能进入。在千利休之前,茶室入口仍是普通的日式拉门。利休从渔船船仓的门得到启发,将茶室入口改成现在这样。高约73cm,宽约70cm,做入口的木板还不能是整块的,规定必须用两块半的旧木板拼成。内侧还有横框,钉子帽要露在外面,不得加以掩饰,从这种地方进入,不论多么高贵的人,都必须膝行,说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来体验无我的谦卑。也有人说,这更像回归母胎。我们当初是从一个窄小的洞出来的,现在,我们再钻回窄小的洞里去,回归我们的本真。
   当然这并不妨碍再回到俗世来。甚至恰是为了更好地回到俗世中去。实际上,茶室只是个暂时的存在,茶道里有个词,叫“一期一会”。当年我回来时,山贺先生就送我一幅“一期一会”的题辞。“一期”,表示一生,“一会”,指只有一次相会。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说:“茶会也可为‘一期一会’之缘也。即便主客多次相会也罢。但也许再无相会之时,为此作为主人应尽心招待客人而不可有半点马虎,而作为客人也要理会主人之心意,并应将主人的一片心意铭记于心中,因此主客皆应以诚相待。此乃为‘一期一会’也。”明白地说,就是通过茶道的一系列活动,使主客达到心静志清,由内到外感受人生苍茫、寂寥,人与人相会的难得,应当珍惜。某种意义上说,茶室只是荒野中的一间小屋,一个用周边简单材料垒起来的简易避难所,这是暂时的,这些材料随时都会倒塌,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
   很难想象这种仓促又皈依的心态。周作人说自己心头住着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他对日本文化太有感应了。日本人精神世界里就并列存在着两个世界:俗的世界和雅的世界,所以既入世,又出世;既务实,又超然;既勤勉,又悲观;既然文雅,又暴躁;既端庄,又邪淫。满街的酒吧酒馆也是出世的场所,同事们放下白天的俗务,进入另一个天地,放荡到与白天判若两人了。第二天回归了,并没什么羞愧,彼此理解的。
   这在中国人是绝对不能理解的。就连周作人后来也惶惑了,最后还是由蔼理斯开导出来。上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形象“二律背反”的观点,就引起极大的争议。都说当时是因为“思想僵化”,其实是有文化根源的。中国人思维是单向度的,具有划一的价值观,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不可调和。还必须思言一致,言行一致,尽管实际上也未必就一致。比如儒和道的价值观,只是要把不一致的掖藏起来,比如嘴里说的是儒,心里信的是道;教育晚辈用的是儒,自己处世用的是道甚至是佛。悲观厌世,也一概地悲观厌世,看破了,躺倒了,破罐破摔了,出家了,或者游戏人生,总之要归到一个世界里去,总之铁板一块。
   庄周梦蝶,貌似出现了两个世界,但实际上也只是一个世界,无论是庄周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都不是两者共存。只是庄周没弄明白哪个是真的。一个是真的,则另一个必定是假的。到“竹林七贤”好像有点化开了,可惜一直没能成为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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