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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答《晨报周刊》问:索尔仁尼琴——文学、祖国与良心  

2008-08-10 21:51:47|  分类: 访谈、序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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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你第一次读到索尔仁尼琴的书,是哪一本?第一感觉如何,是给了你足够的震撼,还是别的?
   答:《癌病房》,感觉十分震撼,不,准确地说应该是鼓舞,因为跟我当时所处的时代有关。
   ,绝大多数的阅读者,都把索尔仁尼琴和《古拉格群岛》划上了等号,但该书的中文版译者田大畏认为,《古拉格群岛》的文学价值并不高。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之间,你觉得哪个更重要?或者,二者其实是无法分割的统一体?
   答:我想要分清楚什么是文学性?文学性不等于技术性,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就是思想。当然文学又毕竟是文学的,必须靠一定的文学技术来完成,显然索氏并不缺乏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我更愿意将之看成,庸常所抱的技术性已经不能束缚住索氏。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最终都要走到“非”文学的,也许这听来像是悖论。
   ,在西方世界流亡30多年的索尔仁尼琴,一直拒绝学习英语(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他逃亡到西方时,已经56岁了),并且对西方世界保持着尖锐的批判态度,以至于自1978年后,西方不再邀请他演讲。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民族沙文主义和国家主义者,这影响了他对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的判断,并对解体后苏联被四分五裂感到痛心疾首。可是,当他在“非西方”(或者说非民主制度的西方)的苏联时代,他的遭遇是被投入监狱,被驱逐。但他所不满的民主世界接受了他,并且在苏联解体,进入了民主制的俄罗斯才接纳了他,并授予了他俄罗斯国家文学奖。这是索尔仁尼琴所碰到的悖论,你如何看待这个悖论?
   答:这是所有真正的作家都面临的悖论,尤其是在自己的国家处在专制之下。他爱祖国,但是祖国要放逐他。当然他可以离开。曾经不止一个人建议我离开中国写作,但是我告诉他,作家是需要“在场”的,我的“场”就是中国。我的作品可以在国外出版,但是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我记得李银河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在国外,你什么都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放逐就是失去了语言。对作家来说,最大的惩罚莫过于将之放逐出国,这点跟政治家有点类似,我想索氏被流放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作为一个作家,他疾恶如仇,但他必须跟恶打交道;他有洁癖,但他不能不让自己处在肮脏中;他向往幸福,但是写作是与苦难调情。
   四,这个悖论引发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国家、政权和个人的关系。在1994年被叶利钦邀请回到俄罗斯之前,索尔仁尼琴曾经向人们展示他保留了几十年的苏联护照。很多更年轻的人,因为他对车臣战争中,对平民伤害的沉默,对索尔仁尼琴颇多微词。你觉得这是一种苛求吗?“君”和国,为什么老被划上等号?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雷德曼曾说过:“如果国家不能为个人增添安全,自由和私产保护,那么要国家这个怪兽做什么呢?”你认同弗雷德曼对于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判断吗?换句话来说,有全体国民的授权,政府管理国家,国家必须保证国民的自由、尊严和财富,这样,它才具有合法性,你是否赞同这一逻辑关系?
   答:我前面说过“祖国”这个概念。在面对这概念时,我想索氏也面临着悖论。他是祖国之子,但是祖国却被恶魔所劫持,这个“君”不过是强奸“国”这个哈姆莱特母亲的克劳狄斯,他无法把母亲和恶魔分开。更可怕的是被放逐国外,正如龙应台所说的:“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这时候你就会有归祖的愿望,就好像我当年在国外,看到“烟花三月下扬州”都会潸然泪下。这时的祖国容易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会不顾一切渴望投到它的怀抱,即便认贼作父。弗雷德曼说的,从理性上说固然是正确的,我完全赞成,但是人也是该死的不可救药的情感动物,作家更是。
   五,之前,我们说苏珊·桑塔格是美国作家的良心,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作家的良心。只要把谁标上“XX的良心”,似乎就传播得特别快,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说,各行各业的“良心”可能是“物以稀为贵”的。但是,谁是公认的当代中国作家的良心,似乎还没有定论。林贤治先生说“鲁迅的道路就是他的道路,它是一个伟大的异议者的道路”。大部分的人,认为当代中国没有可以与索尔仁尼琴相对应的作家(虽然,去年有人说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为什么会这么少呢?原因是什么?或者只是这些作家作品没法得到传播?
   答:我想这里谈的是作家发言的处境问题。首先必须分清索氏和桑塔格的区别,桑塔格处在民主国家,她作为异议者,付出的代价要比处在集权国家的索氏少得多,桑塔格甚至可以不需付出代价。当然索氏到了国外也是这样,甚至还可以得到利益。而鲁迅所处的环境,到底是更偏向于桑塔格,还是更偏向于早期的索氏?我想应该是前者,因此作为“异议者”,鲁迅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少的。那么现在中国作家的所处的环境呢?我想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更偏向于后者,所以我们用桑塔格、出国后的索氏以及鲁迅来对比当代中国作家是不公平的。当然这不是当代作家妥协、逃避的借口,当然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性一开始就把中国作家腐蚀了,从这点上说,鲁迅挣扎出来,他作为异类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是有真作品没能得到传播的。现在浮在面上的作品,大多是戴着镣铐作秀的伪作品。我甚至想,百年后人们再看现在的文学,也许能记住的倒是那些短信段子。因为既然都只是玩小聪明,那么那些段子比文学作品还要小聪明,它们也流传得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都在白写——多年前我这么说,现在我再次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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