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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诺奖,为何年年对我们“爆冷”?  

2009-10-09 20:10: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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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女人的经期,每年这时候,就是中国人的经期。不过不是月经,是“年经”。因为每年这时,诺贝尔奖就要颁布。每年都让中国人痛一下,今年又痛了,诺贝尔奖仍然没有中国人什么事(虽然有华裔,但不是中国人)。其中文学奖特别让国人痛,因为其似乎无标准。科学奖成就是明摆着的,没话说。但是文学不是,你讲这个好,我也可以讲那个好,于是就可以浑水摸鱼了。可以推说标准不一样,可以说西方人不明白“中国特色”,可以指责那几个老头子偏心……这些是否有道理?似乎也有。特别是,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频频爆“冷门”,我们就更可以振振有词了。
       去年这时候,我也对这种“爆冷”说三道四,但是今年,虽然我的观点没有变,但我说不出来了。我开始发怵,开始怀疑是自己“冷”。我仍然不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定是顶级优秀的作家,但我也相信,绝对不是不优秀的作家。既然是优秀的作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人家的问题?当我们不知道一个优秀作家,也许是他的问题;当我们不知道两个优秀作家,也许仍是他的问题;但当我们接二连三不知道优秀作家,也许就应该问问自己了:我们知道了什么?
       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我曾一度饕餮于盗版碟片,那些优秀的片子,是我通过正规途径所不能得到的,更不能在电影院里被公映,甚至连我们的教科书都回避它们,但它们确实是优秀作品。很悖谬,我的完整知识必须建立在罪恶的盗版之上。当时我就怀疑,文学是否也有类似问题:好作品被遮蔽了。实际上,我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我大学时期,在我所接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里,找不到张爱玲的名字,沈从文也是一笔带过。我记得当时老师给我们讲40年代的文学,居然找不到可讲的长篇小说,无可奈何之下,拿黄谷柳的《虾球传》搪塞了事。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有一个叫钱锺书的人,就在40年代写了一本比《虾球传》好得多的《围城》。但当时我已经远走他国,已经知道了我这个文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所掌握的文学知识少得可怜。甚至,整个知识体系是错的。比如我们把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解读成是奴隶主的残忍和奴隶的悲惨,这还是大名鼎鼎的外国文学专家楼适夷先生的解读。当然这种解读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我跟学生讲起时,教室里一片大笑。但是不要以为这已是过去的事了,可悲的情形仍然存在。就是这些学生,他们又被灌输什么呢?他们仍然在接受着跟我大学时期同一体系的文学教育。

       并且这些体系还以权威的面目出现,那些编书的人也是大名鼎鼎,出版单位也看似无可置疑。面对大名鼎鼎、无可置疑,我们如何去怀疑?我们只有接受的份。当然也可以不接受,但是不接受,我们又能接受什么?我们毕竟不是处于真空之中,即便不愿接受,一个空荡荡的脑子,也不知不觉地把最强势的、喊得最响的主流意识形态接受了。就好像现在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他们谈起来,满脑子就只能是政治考试大纲。
       我们无可奈何处在被喂食的状态中。读什么,自己说了不算,必须由别人拎到我们面前。从这点上说,倒是顾彬强调应该懂外语,有点道理的了。假如我们懂得外语,我们就可以突破保姆的囚笼,可以自己去觅食。当然也未必能觅得到,所以归根结底应该飞出去。我有句话:在中国,没有出过国的人知识是不完整的。从获得诺贝尔奖,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华人或华裔获得这个奖的并不少(今年就有一个),从这点上很可以说明问题:中国人并不笨,只是环境问题。
       这些年,中国人出国越来越多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撒大把钞票买人家的东西了,甚至大有把人家国家给买过来的气势,杨恒钧先生就耳听一些老太婆在议论:美国人上街要饭去了,没有中国拯救不行了。理由是什么?因为中国握有人家的许多国债。确实如此。我甚至可以设想,有人还会在被窝里狂想由此操纵美国,让不可一世的美国佬来下跪,不然让他们饿死。但是物质上去了,精神上未必。而且因为物质的成功(是否真成功还很可疑),我们的大脑被堵塞了,更没有精神上改造的需求了。只要看看现在中国人的言谈,连上世纪80年代都不如。那时代还有危机意识,现在没有了,满脑子“大国”的妄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接受人家的优秀的东西?既然老子了不起,何必去顾及他人?自以为是,顽冥不化。所谓交流,是不可能的。
       我怀疑,我们跟人家的交流文化并不顺畅,不仅文学上的,其他任何领域都是。当然市场也是个因素,脑满肠肥(并非全部,亦非绝大部分)的国人,在文化上更不会倾听人家的建议了,他们有钱,市场听钱的。看看当今书店里那些摆在显要位置上的畅销的书,几乎都是垃圾。所以有出版社编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说:陈老师,你也给我们写写垃圾书吧!好书就卖不动,这就是当今中国出版市场的现状。过去以为中国官场有“逆淘汰“机制,其实出版界也是,中国所有的行业,都是“逆淘汰”。假如帕穆克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书在中国谁会去出?即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仍然卖不好。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镇不住暴发户的低俗。世界上拿他最没办法的,就是有钱而又没文化的人。而本来应该引导阅读的媒体,也与之同流合污。许多报纸的文化版都面临着或者干脆已经被取消、被缩小版面。为什么?因为市场不需要。不是媒体引导读者,而是读者决定媒体。看看我们的媒体都在乍乎什么啊!哪里有垃圾,就往哪里钻。
       长期以来,中外文学交流好像不少,中国作协频频向国外派出“作家代表团”,但那些“作家代表团”里的,究竟有多少是名副其实的作家?即便是作家,他们的写作有多少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成就?这样的交流,除了完成官样文章外,就是旅游,而实质的意义就是用公款到国外旅游。用那样的官样眼光,能够交流回来什么?那样的代表团,会去学回来或者有能力学回来什么真经?不仅不能,还让外国同行对中国文坛产生误判。我就曾经听一个某国的汉学家议论:这些作家,他们写了什么,我一个也不知道!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地位时,我们往往会说人家不重视,固然有这情况,但当人家对我们一些作家感兴趣时,我们却拒绝推介。我所在地区的作协,就曾经拒绝某外国作家代表团会见某个他们不喜欢的作家。更有甚者,2000年,当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他已经加入了法国国籍,但他是无可非议的中国土壤生长起来的作家,我们居然拒绝承认这个荣誉。这种现象仍在继续,好像我们并不想理会人家的意见,顽固地决意将中国文坛的声誉糟蹋到底。
       当然,我们仍可以说:我们不必要理会人家,又饶到老问题上了。当我们感觉太好的时候,还是自卑一点好,可惜中国人始终没有学会这种智慧。虽然不乏古训,但古训从来没有被践行过: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哪里有那种气度?人家批评我们几句,我们恨不得举国攻之;什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特别对好容易有了钱的“凤凰男”,这简直是不合时宜。在中华民族,那些训诫,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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