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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日本人的洁癖(五)  

2010-11-07 10:42: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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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从新疆回来,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回族文学座谈会。我不是回族,是作为特邀的。在这之前,对回族,乃至穆斯林,好像很知道,但其实并不了解。平生第一次跟这么多穆斯林在一起,感觉很新鲜。特别是他们对清洁的要求,让我惊叹。比如一日三餐,在我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可以随意对付的,但是在他们却不能,不能吃“不洁”的食物。所谓“不洁”,即是没经过阿匐的手,或者未曾行某种仪式的食物。人总要出行,所遇到的食物,又如何鉴定其“洁”与“不洁”?又何况,还有逃亡的时候。在逃亡途中,又如何保持?但是他们是坚决要保持的,因为清洁,已经上升到了信仰的层面。
        据我理解,宗教的要义就是给自己困难,让自己行不能为之事,从而产生与众不同的崇高感。因不能为,所以为之。困难多,则乐趣多;越是受难,则越有升华的感觉。所以有宗教感觉的人,是会创造出惊人奇迹的。
        日本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虽然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但只是少部分。虽然日本人很信佛,虽然遍地是神社,但大多也只是跪跪拜拜,跟中国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却有着宗教式的清洁欲求,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很奇怪,他们的精神动力是在哪里?大概也在于对受难的特别理解,明白地说,是把受难理解成了享受。这种享虐倾向,弗洛伊德曾经从人的“死亡本能”上来解释,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那是人把痛苦变成了快乐,是经过心理转换的。比如男人喜欢喝烈性酒,女人喜欢穿高跟鞋,都是让自己痛苦的事,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再比如以读书为乐,其实也是经过心理转换的。读书其实是很苦的事情,如果问一个孩子,喜欢读书还是喜欢玩,一定会回答后者。这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么就会喜欢读书了。读书苦,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在心理上改变了。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那些朝圣的藏民,他们在向圣城拉萨朝拜的途中,为什么要三步一叩头,并且是五体投地地,绝不敷衍、偷懒。他们愿意花上几年的时间去接近心中的圣城。有人做了计算,如果一个朝圣者从西宁出发,要到拉萨,即使他身体健康,沿途没有遇到暴风骤雨、山洪雪崩和酷暑严寒,没有缺水断粮,就按平均每天5公里的速度,这单程近两千公里的路程,至少也要花去两年半的时间。汉人喜欢坐飞机坐车去西藏,或者自驾,都是很享受的。虽然很多人下了受苦的决心,但也是去猎奇。虽然有追求精神的初衷,但也不过是时尚化的,是附庸风雅。受难才是真正的雅,虽然可能千疮百孔;受难是一种高级,虽然以一种匍匐的姿态;受难是灵魂的狂欢,虽然很痛苦;受难才能达到圣洁,虽然已经衣裳褴褛——因为心能够改变一切。
        当一个人全心投入到某个事情上去,虽然他不是穆斯林,不是基督徒,不是佛教徒,但他也已经有了信仰了。他信仰的是他所投入的东西,这时候,那东西就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而是神。它不能被敷衍,更不能被亵渎,必须把它高高举起,必须为它付出全部,哪怕是生命。因为它已经是精神性的东西。洁癖,难说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许最初是物质的,但是当它的需求成了一种道德伦理,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日本近代有个学者,叫冈仓由三郎的,他在《日本的生活与理想》中说:“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这里,把精神跟物质绑架在了一起。这里展示了肉体和精神的逻辑纠葛:家庭名誉和国家荣誉被污蔑了,就等于身体有了污秽,就必须通过“晨浴”来洗刷,而“晨浴”并不是普通的洗澡,又是精神之“浴”——雪耻。不这样,就不能恢复身体健康,延续生命。
        既然名誉和荣誉如此重要,任何对它的冒犯,当然就绝不能容忍。看时代剧,我们常看到武士拔刀决斗的场面,甚至为此送掉生命。其实不过因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冒犯。当然这是在我们看来的,在他们心目中,这可不是小小的冒犯。《忠臣藏》里就讲了47个忠义浪人,抛弃一切,为主君复仇而后集体剖腹自杀。演绎出如此血流成河的故事,起因却只是他们的主君自尊心受辱。当然其中还有“忠”的成分,所以叫《忠臣藏》,其主旨也在于“忠”吧。对主子之“忠”,但其实同时也是保持自己的操守。对武士来说,不忠即“耻”,这是武士的“义理”。为了这“义理”,《罗生门》里的真砂不惜把杀人之罪揽在自己身上,即使被判死,也要保住“义理”。日本人对“义理”的维护,可谓到了极致了。
        “义理”,是打开日本人内心的重要钥匙。它是日本人的荣辱观,是他们特殊的价值观,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的教义。日本人所以让人费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们看重什么。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却并不重要;相反,在我们看来并不重要的,在他们,却比生命还要重要。所以有时会觉得日本人太斤斤计较。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讲述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名叫牧野芳雄的日本画家,年轻时为了摆脱贫困,出人头地,去美国闯荡。他去请教一个美国传教士,却遭到了传教士夫妇的嘲笑。也许对方的嘲笑也未必恶毒,但是在这个日本画家心里却掀起了万丈波澜,他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侮辱了。直到中年,在美国功成名就的他仍然对此耿耿于怀,他在自传里写道:“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不诚恳的。”他还说:“对人们发怒,我常常原谅,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背后议论,我也能原谅,因为遇到别人说闲话时,难免不陷进去。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他居然能原谅这么多东西。那么他独独对什么不能原谅呢?居然是嘲笑。“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心里在叫喊‘你为什么……!’”
        夏目漱石有个小说,名字叫《哥儿》,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哥儿喝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价值一钱五厘。之后有人在哥儿面前挑拔,说那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哥儿马上想到了那杯冰水,第二天,就把一钱五厘扔到了那朋友的桌子上。他认为,虽然只是一杯冰水,接受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的恩情,实在有损自己的面子。虽然只是破费他一钱五厘,但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死了也于心不安。受别人的恩惠,默不作声,就表明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自己喝的那杯冰水,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但他却硬要争着付,弄得自己心里总感到内疚,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自己虽然无权无势,却有独立的人格。要自己低下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简直是一百万元的回敬。
       这一钱五厘让他想得如此多,如此原则,这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曾经,我们也有卫生工因为被冤枉偷了十元钱而自杀,舆论想到的是:她为十元自杀,不值。没有人想到那已经不是十元钱,而是关乎人格。

        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里,说了一个极端的事例:有一个商人,出于好意提醒一个武士,说他背上有只跳蚤,竟被那武士劈成两半,理由是:“因为跳蚤是寄身于畜牲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牲等同看待,是不能容忍的侮辱。”
        但问题在于,你身上到底有没有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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