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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寓言叙事及其民族国家想象(申霞艳作)  

2011-06-05 18:08: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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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言叙事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20世纪以前,寓言叙事的象征阐释系统是传统的、确定的,20世纪以来,叙事的现代转型以及现代性的复杂使其象征阐释系统也变得多元和不稳定。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使现代性叙事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现代性想象不仅持续地统摄着中国文学,也规约着作家的叙事想象和叙事自由。个人化叙事的倡扬或许是为了摆脱一个世纪以来这一幽灵的魅惑,当作家在炫耀写作技巧、专业知识和语言能指的舞台上畅快地滑行时,精神的失重也在威胁着文学,使它剑走偏锋。历史意识是一个渐行渐远却又叫人眷恋的背影,它沉积在叙事深处,随时可能复活。
       《大势》是陈希我的新作,小说演绎了当今世界最为敏感的问题——民族与民族主义,“民族属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有普遍合法性的价值” 。这种合法性是否真的如此理直气壮?陈希我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将它放进20世纪的历史怀抱中慢慢展开。这是一种艰难可贵的努力,也是一种高远的叙事理想。
        对陈希我的写作我一直抱有期待,他自觉地将自己放置于他者的边缘位置上,不祈求写作以外的赐予,写作就是此生。他将双眼紧盯着现实的深渊,不放过细小的皱褶,他窥破了现代生活的神话,看到了根本意义上的不自由,那是欲望对灵魂的统治。陈希我以自身的写作指认了人对现实的无力感,并试图发掘这种无力感的来源,使我们于此生出直面生活的勇气。同时,不遗余力地将叙事往细微处、往极端处推,将叙事的刀子直接对准自己,在滴血的心面前也没有撇过头去,他从痛中感受快意,去舔尝血的腥甜并独自疗伤,我以为这种写作态度来自他对日本文化的自觉借鉴。在陈希我的文学养料构成中,他的留日经历不容忽视,这从他对日本一系列优秀作品的解读中可以知道。阅读陈希我的作品让人不安,感觉遭到了冒犯,体面的生活表皮露出了狰狞的真皮。恩格斯说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进步都是以神圣的事物遭到亵渎为代价的,这同样适应于文学王国。
        如果说写作是纸上的权力,那么今天这种权力显然被许多写作者滥用和挪用了。权力从来就是双韧剑。当大部分叙事者利用了话语权力、现实被一再悬空之后,最终换来的是读者对文学的普遍冷淡和怀疑。阅读上当也会累积出经验,精神世界的法则与现实世界并没有两样,尤其是写作日益臣服于现实利益的法则之时。在水平线以上,写作比的不再是才华,而是勇气,激情,受难和献身的精神。精湛的写作技巧远不如一颗卑微的心动人。心是文本最后的栖息地。

         一   民族怨恨、含毒的创伤与现代性
        《大势》是经历了重重屈辱与坎坷的20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寓言。当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年漫长的救亡战争只浓缩成历史书上薄薄的几行,当南京大屠杀变成被屠戮者是20万人还是30万人的数字争论时,当“落后就会挨打”成了顺口溜的时候,当我们对大和民族的称谓简化成“小日本”、“日本鬼”并获得阿Q式的快感之时,我们对中日之间沉痛的历史的反省与思考正在弱化,潜意识中试图淡忘民族的历史伤痛,阿Q对头上疤痕的忌讳多么惊人而普遍地重演着,所以鲁迅先生要以写作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阿Q头上的伤疤至今依然是我们的镜子。一个弱势民族的精神胜利法可谓所向披靡,但本质是可悲的。我们不敢揭开历史的伤疤,家丑不可外扬,我们缺乏正视过去的力量,也缺乏自嘲的勇气,于是我们选择回避,我们希望时间慢慢地治愈伤痛,我们不知道这是含毒的创伤。马尔库塞说:“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把它作为解放的手段。” 叙述人“王中国”将这些我们正努力淡忘的“含毒的创伤”和被埋葬的记忆重新推到我们面前,20世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暴涨给整个人类带来的伤害,给人类尊严带来的尘垢,给人类记忆带来的创疤又一一再现。
        今天,“全球化”使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强化,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以1972年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给人类带来的变化为标志,因为从此全球有了在同一时间接收同一信息的可能。正是这一物质技术的支持促使真正的全球化的到来。此一情境,消费主义渗透不断加强,民族关系更需审慎对待,《大势》的面世别具意义。让我们这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帝国”的悠久历史,细细品味其中的波澜,就会发现我国追求现代性的历程有其复杂性,而且以理性和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在今天仍是未竟的事业。它曾经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崎岖道路上踽踽独行,一度与民族主义并驾齐驱最终让位于民族主义。19世纪末的几次惨败,战败国的身份使民族主义赫然抬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充满暴力的宏大叙事激活了民族麻木脆弱的神经,同时煽动了战败国的怨尤情绪,主流意识形态利用了这种怨恨,使无数的热血青年踏上了革命的征途。民族情绪的狂热与集权专制往往只有一墙之隔。在救亡的迫切局面下,民族主义的背面暂时还没来得及敞露。然而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民族情感并非普通个体的情感总和,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而言,它是错综复杂的,在面对他者尤其是在国家存亡之际它会成为一个强势的符号,而内部更真实地弥漫着个人的私欲,甚至成为一个攫取个人利益的噱头。哲学家罗素在《中国的问题》中以“贪心、懦弱和冷漠”概括中华民族的国民性。
        《大势》中,王中国身上凝结了这些因子。他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在知识分子序列的下端,表面上看起来十分自傲,时常因教师身份而对他人振振有辞、好为人师,其实内心非常自卑,“自卑与自傲的多样组合构成中国现代思想中怨恨心态的基本样态。” 生了女儿之后这种来自身体能量的自卑心理极度膨胀,莫名的怨恨迅速覆盖了知识分子对于普通大众的优越感。身份曾经带来的优越感被生了女儿这个现实击穿之后,他对女儿既溺爱又苛刻,骨子里头根本不希望她长大,所以给她取名为“女娲”。这里“女娲”既有女娃的谐音,也有女娲补天的谐义,这是我们民族最古老的寓言,是前男权社会最初的寓言。寓言既是文学叙事也是历史叙事,它是人类创造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创造了过去也创造了想象共同体的通道。人类追溯历史并寻求意义,这是人类的基本追求,也是亘古的困扰。因为人会遗忘,所以需要借助他人的叙述来确认自己的童年,同样民族依赖寓言叙事来确认自身起源的历史。女娲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
        王中国与女娲的关系不仅是父女关系,也是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的隐喻。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王中国的占有欲愈演愈烈,父女之爱和男女之爱的边界变得渐趋模糊。这种变态的父女之爱集中地表现在吃女儿照片的细节中。“我”偷渡到日本去,途中见证了偷渡的艰险与同胞内心的黑暗,因为不准出现中国的符号,一个偷渡客的护身符被同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强行扔进大海。为了避免女儿照片被毁,也为了与女儿合二为一,我将女儿的照片吞进肚里,这是一个高度象征的仪式,王中国以非常抽象的方式完成与女儿的融为一体。在这一刻,具象的父亲保护女儿照片不遭侵犯的动作和抽象的国家对民族意识的护卫融合升华,悲壮意味迷漫开来。
        可是,就在王中国独自吃完照片不久,同船偷渡的一位男孩的女朋友被当着他的面强奸,这是意味深长的伏笔。她身穿的红色风雪衣总是让“我”联想起自己的女儿,当然红色也让人在潜意识里联想起女性贞血的颜色,红色这种血的象征终究为她的主人带来了不堪的命运。“我”这位女儿的父亲、和一船的男性同胞一样怯弱苟且,“我”压住知识分子的愤怒和“父亲”的无奈,在刀子的寒光中以假睡来维护颜面,在心底里暗自哀伤并设想这对小恋人的残缺未来,女性薄薄的命运被强力打开。女孩被强奸的命运映衬着女娲的未来。
        王中国历九死一生到达了真实的日本,这片1905年曾云集中国革命青年的土地,西方文化的中转地,如今既是“我”等梦想发财的地方,又是积聚了民族血仇的现代国家。半个世纪后,战败国日本,成为我们现代性想象的参照物,真实的“西方”离我们很远,无论是时空距离还是文化距离。迷漫的宿怨在偷渡客心中时消时长,大民族主义的自尊与自卑交替隐现。王中国在东京十字街头的红绿灯前拥挤人流的整齐步伐中感受到理性的力量,面对他国的先进感到震惊,弱势民族的悲哀和异乡人的凄凉接踵而至。他们在这里不仅受到各种具体的他国的现实制度和文化生活的排斥,也受到共同记忆和民族想象所带来的伤害,后者在他乡被放大,要比在国内来得分明和强烈。任何细节都可能被上升到民族国家的高度而被无限放大为复仇。
        经过一段东躲西藏的时光之后,“我”开始正视自己的“黑人”身份,尝试以自己拥有的知识谋生,先是教日本人书法,并从这种古老的“纸上的武术”发现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也从书法的势——“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中慢慢领悟到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在教日本人汉语的过程中“我”更清晰地发现历史上同一事件的不同命名与阐释其实暗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民族的立场无所不在且根深蒂固,正如研究殖民文学的英国学者埃默所言:“倘若殖民者的野心是知晓,是吸收同化,是统治,那么,我们就应该时刻牢记,对于被殖民、被奴役、被束缚于在契约之上的人民来说,即便真有人就殖民过程应如何实行向他们咨询过,那真实的情况也是迥然不同的——于殖民者的法庭、市政厅和图书馆等说描述的情况都会相去甚远。” 视点决定叙事面貌,而民族立场使殖民者永远不会平等地对待被殖民者,同样地,被殖民者也不可能心平气和地面对殖民者。《大势》中,王中国一度试图在中日之间经营石材赚钱,材料来路已经打通,在面对日本商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和蓄意压低石材价格并怀疑质量时,混合着怨恨和尊严的民族情感袭击着王中国,使他无言地放弃了即将谈成的生意。
        随着王中国把女儿办到日本留学,叙事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女娲到达东京的时候,王中国正因身份的不合法躲在鲁迅当年学医的仙台。我托同乡王国民去接机,并再三嘱咐他给女儿单间。王国民是流氓式的人物,他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无赖却有效,他时时怀着一种历史的债主心态,这也是其他偷渡者意识深处的烙印,他们随身携带这种印痕来为自己的使坏找借口。王国民内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祖国和民族,只有怨恨和暴力,他的眼里只有金钱。他是偷渡客中的一个小头目,利用自己的签证租房然后转租牟利,并将这块中国人聚居区命名为“阵地”。我和分别多年的女儿就在这小小的“阵地”相聚,我发现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她的身体美好动人,每时每刻都在辐射青春的芬芳,给“阵地”带来了欲望骚动。“阵地”总是在提醒我们要冲锋陷阵,那么在他国的土地上,这片小小的租来的“阵地”到底要为谁冲锋陷阵呢?“王女娲”的到来揭开了谜底。“王女娲”一度成为“阵地”男性崇拜的对象,大家将她当成了真正的“女娲”施神圣之礼。现实生活中的“王女娲”被神化了,她在“阵地”成了本民族的象征,这群背井离乡的遭受民族歧视的男人将神性的美感、民族的想象和个人的欲望集中到她身上。“她”由王中国的女儿变成了“阵地”的财富,她成了阵地冲锋陷阵最实在的导火线!女儿是父亲的“阵地”,女性是男性的“阵地”。这是由漫长的人类男权历史积淀而成的潜意识。
        “我”已经觉出情欲的气息和危险,只能拼命打工让女儿正常上学,女儿也慢慢懂得怜恤父亲,那一小段美好幸福的域外时光使我恍然回到了女儿的童年,对女儿全部的占有让我欣慰。但是“阵地”里每位男性都对女儿的身体想入非非,双眼泛着豺狼般绿色的光芒,压抑的情欲终于得到了具体的臆想对象,已婚的王国民对女娲以“妹妹”相称,希图通过语言获得某种觊觎的合法性。而瘦弱的依宝则趁宿舍无人时到厕所装镜子以便偷窥,结果被王国民发现后痛打了一通。依宝从此变得孤立无援,没过多久便因被日方殴打在极度孤单中死去,阵地上的同胞对这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十分冷漠,这也是民族情感的现实一种。依宝家里知道消息还未及悲伤就迅速地决定要让来收尸的依宝弟弟非法呆下来,他还只有15岁,尚未成年就要接过哥哥的道路,重复“沉沦”的命运。浓黑的苍凉像潮水涌来,迅速覆盖敞露的伤。
        1921年,留日的郁达夫就在《沉沦》中发出了“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喊叫。这喊叫充满着弱势民族的切身的痛苦,被唤为“支那”人和“东亚病夫”的文化自卑情绪始终笼罩着主人公。就像我们总是通过镜子来整理衣冠一样,我们无时不是通过他人的眼光来建构“自我”的。
《沉沦》中的“我”是一位到日本来留学的青年男子,敏感的我时时感觉被歧视,青春的情欲受到压抑,只好通过手淫和偷窥来解决。然而,一个弱势民族的脆弱与自卑,年青的心渴望爱情而不可得,最后从妓女那里获得的不是身体的满足而是心灵的摧残。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又使他无法忍受这种道德上的污浊,最后走到海边去试图自尽,一边发出绝望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死的!”。这声绝望的叫喊穿过漫漫时光回荡在我们耳际。这位留日学生的遭遇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循环。

        二 民族关系与性别关系的想象

        文学世界历来就有将祖国比喻为母亲或女性的传统。郭沫若曾将祖国比喻为“女郎”,将诗集命名《女神》,这也是对女性生殖和哺育的尊重,对短暂的母系氏族历史的正视。《大势》将母子关系置换为父女关系,这吻合了漫长历史积淀的男权意识。在女儿成长的阶段,王中国处心积虑地消除她的性别意识。可是,到日本后,青春让其女性的身体特征呼之欲出,而阵地男性的垂涎更触目惊心地提醒王女娲的性别,这成了王中国的心病。
        女娲参加了学校的“地球村合唱团”,“地球村”来自麦克卢汉对信息时代的信息的即时快捷的比喻。就是在这个合唱团,女娲认识了日本青年佐佐木并且相爱,他们试图穿越20世纪的中日历史握住彼此的手握住一个世界。王女娲的双眼泛着初恋的光波,传递着情窦初开的消息。我意外地发现了女儿恋爱的秘密,这个沉重的秘密致命地压迫着我这个孱弱的父亲,男性的耻辱与民族的仇恨夹杂在一起,疯狂地燃烧。王中国从来渴望独占女娲,害怕被人分享她,尤其不愿意对方是日本人。面对这种现实,王中国显示出知识分子的两面性,软弱无力和尊严互相交战,一如当年船上面对被强奸的红风衣的女孩。噩梦重现,而这次他不能后退,只好向王国民求助,得来的是古老的“父母之命”的专制和暴力。
        佐佐木却不顾风险到“阵地”来拜访“我”。女娲出走,“阵地”全体出动在东京街头地毯式搜索,第二天早上才在女娲的学校见到女娲。我们找到了女娲的身体却摸不到女娲的心,于是软禁、跟踪等对付敌人的办法以“爱”的名义派到女儿身上,仅仅为了捍卫父亲的权威和独占欲。
佐佐木甚至请求他的父母远道到东京来见“我”,“我”和老佐佐木在对20世纪的历史交谈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见证了真实的民族冲突,佐佐木的母亲虽然努力使交谈气氛变得轻松,但当老佐佐木和“我”之间发生真正的话语冲突时,她几乎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维护自己的先生,这也是民族属性使然。
        陷入热恋的佐佐木仍然渴望以自己的诚意打动“我”,坚持到“阵地”来跪下求婚。于是,女娲和佐佐木的恋爱一事成了催化剂,这群偷渡者连年积攒的愤恨发生了化学作用,他们在佐佐木身上找到了突破口。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演变成中日的民族问题。弱者的怨恨找到了具体对象,在对佐佐木进行毒打之余商量着要用掉包计来迫使女娲就范,同时还要以女娲的婚礼录像让佐佐木死心。最暴力最专制的结婚骗局在最现代的都市上演,而且有短信这种现代科技的支持,现代性的悖谬被展开。
        一个叫李思寥的四川留学生被介绍给“我”,他有一个绰号叫“死鸟”,“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下流的玩笑,却不料在上洗手间的时候他主动给“我”看他受伤的下体并告诉“我”他在国内致残的经历。“我”对女儿有一种变态的占有欲,这种将女儿物化并据为己有的占有欲是男权意识的戕害。“我”从不希望女儿的身体被他人进入,所以答应让李思寥来充当新郎。“我”甚至假装是佐佐木通过手机短信与女儿调情。在正式办结婚仪式时,李思寥被对女娲心存幻想的王国民借酒打倒在地,并被无情地展示了下体,而“我”这位岳父却漠然地当起了“看客”,这也是真实的国民性。女儿发现结婚受骗之后离家出走,对父亲和“阵地”的失望使她执意地离开父亲,投入了佐佐木的怀抱。“阵地”因为警察的介入分崩离析,人去楼空。小头目王国民被捕入狱,据传自杀;水仙嫂被迫回到她办假结婚的日本男人那里去,其他人则被遣送回国。
        “我”又回仙台去躲避,途中我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一起探讨中日民族的关系问题。早在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就开始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济世的药方。漫漫的近代史一直与日本深深地纠缠着,文化上的源流关系也被不断修正。仙台越过日本的其他城市名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是因为鲁迅,那篇入选教材的散文《藤野先生》。仙台,是看幻灯片的地方,是他因此决定弃医从文的地方,是我们伟大的“民族魂”觉醒的地方:

        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这就是鲁迅对于日本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师的怀念。在我中学课文读到这段时我一直纳闷,“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和“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有什么分别呢?更重要的是我对他这种“小”和“大”的排次颇为不解,从小我们就被民族英雄黄继光、董存瑞的事迹和内蕴的民族主义情结所熏陶,可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先生这里怎么会认为中国“小”反而学术“大”呢?这个困扰一直盘桓在我心头,如今我才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站到民族主义立场来看待鲁迅,而鲁迅的伟大正在于他的超越,他超越了“五四”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立场,时时努力以全人类的视野来对待审视中华民族审视自身。
        从《药》开始,鲁迅就在为这个弱势民族寻找良“药”。然而,人血馒头救不了华小栓的命,革命者的血白流了,不被广大民众理解的革命救不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革命不是一个积弱成疾的“华夏”民族的解药,“铁屋子”里愚昧麻木的国民并没有就此惊醒。鲁迅全部的创作都在试图描画出这个弱势民族孱弱而傲慢的灵魂。凶手(“杀人”)和帮凶(看客)像梦靥似的缠绕着鲁迅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现代性的旷野荆棘密布。
        “由于西方列国的殖民扩展,不仅传统的精神帝国(所谓‘天朝’)的政治统治面临危机,而且传统的精神价值理念和制度理念的正当性亦遭到质疑。中国士大夫和新兴知识人面临具有高度文化理念和强势政治制度的异族入侵,这种同时夹带着文化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异族入侵在中国并不乏异族入侵的历史上还是第一回。所谓‘中国问题’——中国何以能富强,中国文化精神和政教制度何以能继续生存,是在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民族性生存比较中提出的关涉中国之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它成为现代汉语思想的基本语境。” 整个20世纪,我们在现代性的追求上艰难行进,留下斑斑血迹。即便消费社会试图将我们从历史中抽身而出改造陈消费者这个统一的身份,民族意识依然通过各种途径积淀下来,看似白纸的年轻一代早已在无意识中接受了民族情感,安德森认为对小说等出版物的阅读是想象共同体建构基础。女娲最终在日本这片国土上,尤其是在与佐佐木这个异族伴侣的交往经验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巨大隔阂,尤其是强势文化的压迫,而这种隔阂与压抑不是单纯的一己之爱可以弥补得了的。“女娲”可以补天,却被这种现实的无力感和民族弱势带来的溃败感所击中。王中国与佐佐木父母的会面演变成一场谶语,横亘在王女娲与佐佐木的爱情中,像魑魅一样随时显形,他们不能在彼此的爱情中安生,她的身体尝到了强奸的屈辱味道,也尝到了弱势者的怨恨。王中国的死亡也不能拯救王女娲的爱情,她的爱情死于民族情感之中,死于民族历史的叙述之中。尽管这种民族情感更多地是私欲的激发,有虚假甚至虚伪的情分,但它干扰着现实。民族想象和民族身份是一个严酷的事实。“阵地上”的人对待日本的索债姿态和已定居的老移民们对待同胞的态度,都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进行的,而实质则是为了满足私欲。而私欲是与金钱这一“世俗之神”的垄断密不可分的。因为金钱的支撑,并无性欲驱使的王中国去嫖妓。他在日本妓女那里获得是一种变相的满足,与其说满足的是雄性的身体不如说是民族征服心理。金钱变相地给人强势的想象和虚荣心的满足。
        在《大势》中,陈希我通过寓言写作的方式将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落实了,在男女关系这种充满压迫与奴役的关系中重新注入了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而这种历史意识一度因市场的宰制力量被抽离。性欲,作为文明的压抑,对它的叙述本身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交媾从来不在真空中进行;尽管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却植根于人类活动大环境的最深处,从而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 恩格斯在私有制的起源过程中考察了两性关系,认为最为普遍的家庭就是女性受压迫的场所,帕特曼在此基础上发现两性关系是人类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婚姻关系是一种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的关系,是从私人家庭延伸到资本主义市场的公共领域的从属关系。” 文本中佐佐木对王女娲的身体占有既有性别权力,也有民族意味。

        在《大势》结尾的部分——被质疑其结构完整性的地方——陈希我以独特的方式邀请鲁迅重新进入新世纪,并督促我们认真对待“五四”的遗产,这是当下诸多作家所断然回避的。陈希我注意到在现代性的追求中民族主义的抬头,同时又阐释了民族主义的丰富性及其悖反。《大势》写出了快背后的痛,虐底下的恋以及痛裹着的爱,个人感情和民族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微妙性一一呈现。王中国对王女娲的爱超越了单纯的父女之爱和男女之爱,是一个人对民族的爱,是大爱,是知道了这个民族历史的黑暗、痛楚和寒冷之后依然深深的忍耐的激情。叙事者始终敏锐地感觉到现实的缺陷仍然拥抱它,“谁逃避痛苦,就不再愿意去爱。爱者必须由于感觉到缺陷,始终露出伤口。” “王中国”正是这样一位爱者,他死在王女娲的刀下,“始终露出伤口。”
        陈希我愿意在写作中承担痛苦,他选择第一人称“我”来叙事,王中国和“阵地”上这群偷渡客对中国的抱怨承继了郁达夫当年绝望的叫喊。在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里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剥离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与生俱来、至死不渝,恰如王中国对王女娲的爱。民族情感与民族历史一道延绵,历史如何延伸并左右着今天,如何与今天搏斗并流向未来,这是《大势》推到前台的问题。

                                                                                                                             (转载于《扬子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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