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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活命  

2011-06-06 16:2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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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群凤案”开庭了。她杀死了两个脑瘫儿子,然后自杀。但是她没有死成,于是被送上了法庭。
        这是一个杀人案件,尽管杀的是自己的儿子,尽管杀的是无希望的人,但是人类认为,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人没有权利杀死他人。以至于当我们的亲人在死亡线上煎熬时,仍然要延续他的生命。我的小说《母亲》里就写了这样的情形,哪怕是不遵从她自己提出的放弃治疗的要求,哪怕是用暴力逼迫,把她绑在病床上,也是孝顺,也是人道。
        特别是中国人,讲“好死不如赖活”。人死了,一切都没了;而只要活着,“留有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哪怕是医疗手段已经穷途末路,只能无望地维持着生命体徵,也是“活”。中国人很讲“活”,以至于我们最主要的价值观就一个“活”字。即使是本应超凡脱俗的文学艺术,也往往羁于这个“活”。许多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不过是写了中国人怎样活下去——怎样在饥荒中维持生命,怎样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下苟且偷生,怎样无视卑微而幸福生活,或者怎样选择科学进步的观念,不当孔乙己,目的是让国家民族存活,还有活得强壮。从个体到民族,长期以来一直在“活”字上低度盘桓。
        当然,不能说其他民族就没有关于生存的叙事,比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但是老人桑地亚哥在世俗意义上是失败了,但他在精神上活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被毁灭”和“被打败”有什么区别?这在我们是很难分得清的。但是海明威让桑地亚哥告诉我们:“被毁灭”是世俗意义上的,而“被打败”是自我的精神操持。人的生存,并不只是物质上的生存,还有精神上的,而恰恰因为张扬了精神,人才成其为人。
        中国人讲活命,因为长期活得不易,活得艰难。但这不是全部原因。30年前,大部分中国人确实很穷,吃饭是个问题,所以常说“面包应该有的”。当时知识分子中流行一句话:“我也要吃饭吧?”这样一说,就理直气壮了。于是先赚钱再说,先活命再说,其他搁下再说。那时候都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太穷,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确实是经济上的)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中国从个体(至少是当年叫穷的那些人)到国家,已经不像当年那么穷了,但是似乎并没有回头去捡起尊严来,甚至还比原来更加饕餮了。贪婪是个无底洞,假如没有精神的提力,人会永无休止堕落下去。人的身体是个永远忙不完的工程,所有关于身体的活计,都可以冠以“活”的名义。把“活”看成一切,把活命当做绝对,于是没有廉耻的民族生成了。只要能活就行,只要能捞就行。
        有人会说,中国人也有精神上的操守,比如为别人而活。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是为了别人活着的。父母为子女活着,子女为父母活着,个体为社会活着,哪怕是活得很糟糕,但是生命因别人而别有意义;哪怕作为国民倍受屈辱,你也要为国家立牌坊。相反的,你死是不被允许的,“文革”中被迫害而去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是给社会抹黑,是罪加一等。我的《母亲》里的那个母亲,也因为要成全子女们的孝道,而不被允许赴死。这是什么精神操守?
        有意思的是,面对此次“韩群凤事件”,似乎没人关注过她的两个儿子是否愿意死?就连韩群凤本人,似乎也把这一环节给忽略了。也许她没有勇气,假如儿子不愿意怎么办?假如愿意,她又是否就可以理直气壮杀死他们?她只能用自己的行为部分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她让自己也死。
        假如她没有杀死儿子,只是丢下两个儿子,自顾自杀去,我们又会怎样评价她?仍然会觉得她不应该。总之人是没有权利杀死自己的。而哪些限制别人死亡权利的人,他们是不会替别人着想的,他们的内心已经被道德感填得满满的,那是他们自己的道德感。当然这“自己”,并非个别,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私。他们只知道自私地审判,不知道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灵魂。
        其实,就是韩群凤的丈夫,也在躲躲闪闪。虽然对韩群凤自责地说:“作为你最亲近的人,没能看出你这种倾向,我和家人都有很大的责任。”但我想问,难道他就没有过跟韩群凤类似的念头?难道不是恰因韩群凤的错误,为他解决了灾患?他在悲伤之后,会不会感到幸运?他表示:“无论判决的结果怎样,我永远都会等着她回来,重组一个幸福的家庭。”等韩群凤,一定比永无休止地被残疾儿子折磨来得好。如果韩群凤能活下来,那么这个重组的家庭,一定比原来的家庭好上不知多少倍,虽然想起当年的儿子会心痛,虽然这新的起点会让人感情复杂。韩群凤的丈夫不必闪烁其辞。当然,假如他不这么说,他可能就也会被指控为内心的杀人犯。也许我这么说,也会遭来痛骂。
        因为生命是绝对的原则,所以统治者也以“生存权”来诋毁“人权”,把百姓像猪一样喂养。其实,在“活”字当头的国家,百姓只能是低度地“活”,统治者才是“活”的最大赢家,他们不仅“活着”,而且活得滋润,活到不思“活不活”的境界。历来帝王的荒淫事,就是活得百无聊赖之后干出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是自己养活了百姓,“民以食为天”,只要让你活着,就是好君主,你就必须感恩戴德;这就是盛世,你必须为盛世好好当花瓶。把人当猪来喂养,最大的获利者是喂养者;把人当花瓶摆,最大的好处就是花团锦簇的制作者。相反,韩群凤忍受不了了,于是成了不老老实实被喂养者,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被群起而攻之。
        让人欣慰的是,在庭审辩论阶段,公诉人放下了冷酷的面孔,称“心情是沉重的”:一方面要用法律利器伸张正义,但也不能忘记这位母亲13年的辛酸和挣扎。公诉人相信,韩群凤自杀后被救活,她所受的煎熬远大于她将受的处罚。希望这是一个契机,让韩群凤活命。希望以这个生命真正的“活”,让人们知道,“活”,并不只是活命。用一句老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其实,纵使以“活”论成败,两个痛苦的生命结束了,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爱他们的人,都是精神上的复活。甚至,还因为他们决然离去,给人们美好的记忆。我小说《母亲》的结尾,那个被子女们要挟着活着的老母亲,在子女的心目中形象最终一塌糊涂。而他们母亲的母亲,在尚年轻时就离世,她的生命保持在年轻时候,在后代的心目中,她永远美丽。
        并不是只有活着才美丽,死亡也可能成就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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