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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大岛渚的“性政治”   

2013-01-17 09:17: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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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岛渚的“性政治” - 陈希我 - 陈希我

 

        大岛渚去世了。说得谦卑点,是痛失精神领袖;说得狂妄点,是兔死狐悲。
        曾有人问我最喜欢电影,我说大岛渚的《感官世界》。我明显觉察到对方嘴角的抽动,他们在笑。他们那起伏的肚子里在说:色情!
        用“色情”眼光看《感官世界》显然是浅薄的,将之理解成“情色”仍然浅薄。虽然影片是根据1936年的一则“桃色新闻”改编的,但杰出者能够点铁成金,蹩脚者只会点金成铁。
        一个叫阿部定的女佣和男雇主吉藏偷情,两人沉溺于肉体狂欢,无法自拔。欲壑难填,他们尝试种种极端,最终吉藏在销魂的状态下被阿部定勒死。更令人惊竦的是,阿部定切下了男方的阳物,揣在怀里。这是她“生命之根”——这就是电影远远超出“色情”“情色”的地方。至少是我,并没有感觉到腹下的骚动,只感到生命的惨烈。一方是性的生,一方是生命的死;性要生,则要把生命逼起来;而逼的后果则是生命被毁,但性永生了。
        这一对男女并非在行苟且之事,而是在举行生命的仪式。
        《感官世界》里有个片段:吉藏急匆匆去见阿部定,路遇军队。画面上,军队整齐踏着铁蹄,一副无所不摧的气概。这跟画面左边的手舞太阳旗的民众构成强烈的呼应,也跟画面右侧的吉藏形成鲜明的对比,吉藏独自对队伍逆行,低头、袖手、冷眼,他的神情跟军队、民众毫不协调。那是“二二六”事件的场景。1936年,日本少壮派军官发起了兵变,袭击了首相官邸等中枢部门,杀害了多位要臣,重伤天皇侍从,占据永田町一带。他们为什么起事?要“尊皇讨奸”,要“昭和维新”。后来兵变虽被镇压,但兵变者所追求的目标却实现了: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这导致的后果,中国人应该都很清楚。当年日军攻占中国大城市时,日本国内也每每会出现摇旗欢庆的场面,那是一个国家的胜利。可以说,“二二六”是日本国家复兴的里程碑。中国人不是也极渴望国家复兴吗?哪怕国强民弱、国富民穷。不惜国家兴盛,生灵涂炭。
        吉藏却只知道忙着自己裤裆里的事,那是他个人的生命。他的阳具献给他的爱人,就是“二二六”事件的两个多月后。当时轰动全日本,差点岔掉了民众对“二二六”壮举的记忆。这对狗男女!按陈嘉庚在“抗战”时的倡议:凡谈和者即以“汉奸”论处,那么打乱国家一盘大棋呢?无疑也是“奸”了,“日奸”。
        三天前刚过了冥诞的三岛由纪夫也写过“二二六”,就是他最得意的小说《忧国》。在这小说里,三岛让错失参加兵变良机的主人公在事后舍身取义,剖腹祭血,为国捐躯。三岛还自编自导自演,把这小说拍成了电影。但是拍电影的大岛渚却坚定地让他的主人公疏离于振兴国家的体制之外,沉迷于性。至少在我看来,拍得血淋淋的《忧国》的冲击力不如拍得肉糊糊的《感官世界》,明白地说,血液不如精液。莫非是血液是可以讴歌的,但精液,言说都不可能。不可能,就成就了冒犯,成就了反抗。
        历来,性是对体制的最有效反抗。当年西方“嘻皮士”、中国“五?四”都是在性上做文章的。因为性跟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捆绑得太死了。革命,没有革命到身体,是不彻底的革命。共产党的延安也搞“性解放”,但共产党执政后,就不能再用性破坏自身了,于是取缔妓院、“扫黄”。但这并不包括执政者自己。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即“路线斗争”是标准,只要不犯路线错误,再怎样性淫乱也是“小节”。反之,路线错误了,那么性就是打倒你的最好武器。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所谓贪官搞女人,哪个官员不搞女人?只不过因为你政治上不正确了,就被揪住“把把”了。如果你还掌握着权力,那么你就有“把把”不被亮相的特权。只要你有权,你就有性特权。凯特·米莉特用“性政治”来表达性中的政治,这政治,包括男人对女人的特权,自然也可以包括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特权。
        《感官世界》在日本一度是被禁的。我最初听说时,也很惊讶。这个“有礼无体”的国家竟然禁性!但那是日本法律。根据日本法律,影片中的性器及性交等镜头是被不许可的,所以大岛渚只能把毛片送到法国冲洗、剪辑。后来我自己遇到一件事,才理解了。朋友推荐我的小说《抓痒》在日本翻译出版,一家出版社道出他们的担心:日本人不能接受。日本人竟然不能接受,倒是法国人出版了它。我很诧异,难道法国法律对性就宽容吗?也许确实,这个民族已经稍微改变了对萨德的态度,而日本还不行。用一些日本人自己的说法:日本还不是个民主国家。当然中国更是坚定地捍卫着“中国特色”,昂首挺胸,拥有不民主的自信。
        大岛渚从学生时代就热衷于“造反”。他还是“学运”领袖,这让他毕业后都难以找到一份正经的工作。他回忆说:“除了松竹公司大船制片厂以外,没有其他公司愿意雇佣我”。这点,被像垃圾一样丢来丢去的中国当今大学毕业生应该有切身的感受。好在他还没有被蹲监狱,没有被迫流亡海外,还有人让他拍片,好在日本没有广电局,没有宣传部门,没有以“国家机密”为借口的审判机关,没有以“无可奉告”为理由的审查制度,也没有创作者自我审查的自觉。这让大岛渚终于成了大岛渚。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岛渚的追随者只能望洋兴叹了。我在开头说兔死狐悲,岂止是狂妄之言,简直是疯言疯语。大岛精彩活过,然后才死,吾等又何尝活过?
        1964年,大岛渚到了韩国,当时是朴正熙独裁统治时期。前一阵,因为朴正熙女儿当上了韩国总统,中国官媒又大谈“汉江奇迹”,内心是想为自己独裁寻找合理性。但是大岛渚却不能同意将韩国人民当做猪来豢养,他同情在日的韩国人。于是,《日本春歌考》诞生了。对韩国人来说,爱韩必然反日,在他们观念里,日本人就是反韩。不知道他们该如何安放大岛渚?其实,在独裁之下,韩国不是韩国人的;而即便在非独裁之下,大岛渚的日本国也并不代表大岛渚。即便是非独裁的体制,比如欺压歧视在日韩国人的日本体制,仍然是体制。
        “和独生女睡要得她父母的同意,和姐妹睡要优先睡姐姐,和丑女睡要用锅盖遮住她的脸……”这是《日本春歌考》里的下流小调,但是伴随着的是大街上抗议越战、抵制西方节日。一场聚会上,一个姑娘用小曲压下了众人的反战英文歌声。到影片结尾,一场盛大的强奸举行了,在“日本人实际来源自韩国”的讲演声中,一个女孩被撕碎了衣裳。这些流氓都在干些什么?这些人是非何在?也许应该听听那个醉酒的老师的宣言:“春歌,是受压迫者的声音!”
        但这个反压迫者却中风了,不知能否用得上“英雄气短”。五、六年之后,他又坐着轮椅拍出了《御法度》。仍然是性,仍然是性对体制(法度)的瓦解。但是这个“法度”却是武士之“法度”。他没有君主,但他有“法度”。 大岛渚曾经不无自豪地说自己是武士的后代。当武士的“法度”面临威胁,我们看到了樱树被砍,樱花纷落。“人是武士,花是樱花。”樱花是男人的花,武士是花一样的男人。但这花落了。但樱花刹那寂灭,武士慷慨赴死,也适得其所。但死亡是否也应该合乎“法度”?但这“法度”是崩坏了。
        1995年,大岛渚接受访谈,被问到电影是否应当冒犯禁忌,他说:冒犯禁忌不是目的,一部电影和其他任何一件艺术品一样,它产生于恐惧、焦虑和困惑之中,它的目的和去向未必确切。
        我想起芥川龙之介的“模模糊糊的不安”。毕竟,体制无处不在,而最大的政治是自己。我说过:冒犯的底色是苦的。搞艺术不是耍流氓,创作不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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