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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华夏时报》作家陈希我:我写的是“逃亡”  

2013-11-16 10:51: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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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一个人可以从自己国家金蝉脱壳吗?”在新近出版的小说《移民》中,作家陈希我提出这样的疑问,他也用笔下人物的命运做出了回答。这是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现实的故事。

   不满与不安,让移民成为不少中国人饭桌上的谈资。民间这样戏谑,每一条社会新闻都是免费的移民广告。小说《移民》正是把更多的笔墨集中在“第三波移民潮”上。

  第三波移民潮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不同于七八十年代的第一波移民潮和九十年代的第二波移民潮,正在上演的所谓“第三波移民潮”始于中上经济阶层。去年《经济学人》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有超过100万的千万富翁,人均资产超过160万美元,但大陆似乎并不是他们热衷的土地。根据胡润的报告,有超过16%的中国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的人正准备离开。另有数据显示,中产阶层也紧随其后,正逐渐成为移民的主力军。

   “我身边认识或不认识的同胞中,有各种移民的。中国人就是死活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中国的土地上,非但没钱人跑,有钱人也跑。非但不拥有这个国家资源的人跑,拥有这个国家资源的人也在跑。中国人从中国赚钱,却是为了付他国的‘买路钱’。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特殊奇观,是一种颇为怪异的现象。”陈希我说。

   陈希我也曾与国外有过亲密接触。

   1989年,26岁的陈希我在国内混不下去,借高利贷赴日留学。在异乡,为了维持学习和生活的花销,陈希我找到了一早一晚两份工作,早上到市场卸货,晚上放学后去夜总会打工。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是在几乎不懂日语的情况下拥抱日本的。我只知道那是国外,那是文明,那是现代化,我已经走到世界了,已经跟中国切割……”

   但没去过北京却先去了东京的陈希我又感到不适,用他自己话说“找不着北”,“祖国是你抹不去的胎记,甚至是换不掉的血型。纵使百般挣脱,你依然‘被’中国人了。”

   “在精神意义上,一些中国人已经像满世界流浪的吉普赛人。”陈希我在小说《移民》中写道。

  不安全感下的移民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相比前两次移民潮,第三波移民潮有何不同?

   陈希我:不同的是这次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移民。移民并不奇怪,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择善而居,理所当然。当年我出国,是因为中国太穷,希望到国外讨生活。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GDP据说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国民却仍然往外跑,而且越跑越凶,这是很奇特的现象。

   《华夏时报》:你觉得,为何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移民,这是否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

   陈希我:移民有各种原因,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生活缺乏安全感。就像《移民》中的商人王发展那样,他有财富,可是整天处在担惊受怕之中,如果几天不请客,不去拉扯新旧关系,都会感觉不安。物质生活并不一定就能给人安全感,没有制度的保障,再多的钱也会被剥夺,一夜间可能倾家荡产,成为阶下囚。当年重庆就是这样。何况,要在中国富裕,很多时候必须遵循潜规则,而这潜规则很多是违法的。财富往往来源于非法,来源于犯罪,那么你被惩治也就无话可说,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人都是有尊严的,如果可以公平竞争,良性发展,谁不愿意?

   《华夏时报》:如今,除了富人,中产阶层也想移民,这是非常危险的,你怎么看?

   陈希我:某种程度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中产阶级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样一个阶层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没有信心,是很可怕的。富人毕竟只是少数,虽然他们掌握了大多数财富,但是财富只是表层的标准,信心才是深层的因素。有信心,财富可以创造;没有信心就什么都不可能了。

  精神上的吉普赛人

   《华夏时报》:有人把很多中国人移民比作“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回来,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陈希我:围城这个比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被用滥了,但情形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有个不可混淆的区别:想出去是经过理性考虑的,想回来是受血缘驱使的。也就是说,想回来的并非真觉得回来好,除非那些想拿着国外护照在中国挣钱的。想回来的只有一个理由:“儿不嫌家贫”。儿不嫌,不是因为家好,而是因为不能不如此。所以千万不可将人的感情天性当做现实存在,更不能用它来绑架。

   《华夏时报》:你也有过国外生活经历,也曾在文章中写道:“……还没来得及在中国‘中心化’,就已经‘全球化’了,这让我们找不着北。”如何理解你所谓的“找不着北”?

   陈希我:人是有根的,一个人的成长就像一棵树,一步步在土壤里长大,也许会被移植,但必须带着最初的土壤。但我当年出国时是来不及这样的,我没有去过北京,却直接跳到了东京。我们还没有培养起对祖国的认同,却已经成了“地球公民”。“全球化”曾经是非常魅惑人的前景,所谓世界已经成了“地球村”,但实际上“地球村”是由一个个有国籍的人组成的,而不是没有国籍的人。我另一部小说《大势》里的女主人公女娲就以为可以取消国籍的藩篱了,但她的身份并没有被改变,她只能像《红楼梦》里的那块石头,到人世走一遭罢了。《移民》里的陈千红和林飘洋也是如此。

   《华夏时报》:在书中魏小徽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精神意义上,中国人已经像满世界流浪的吉普赛人,一个游牧民族,甚至就像是难民。”

   陈希我: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更多时候是只有祖宗。当然有时候也表现得貌似有祖国,特有祖国,比如要取得群体利益的时候。中国人一盘散沙,但又抱成一团,这与其说是精神的,毋宁说是物质的、实用的。当然受歧视时也会特别爱国。我最爱国的时候就是在日本,我把它称为“被踢回来的爱国”。

  我写的是逃亡

   《华夏时报》:读《移民》前一部分描写中国人在日本生活的故事,感觉非常引人入胜,这是否源自你的经历?

   陈希我:是的,我在那种环境生活了许多年,那种环境庇护了我,滋养了我,也让我备受折磨,让我坠落。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当年我在国外也是“很中国”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习性我都有,很多丑事也都干过。所以我说过,我们被歧视,但是我们无话可说。

   《华夏时报》:日本的生活经历,对你写作有何影响?

   陈希我:影响很大。我有一句话:没有出过国的人知识是不完整的。这话是好几年前说的,现在走出国门的人多了,但是出国和出国是不一样的。我说的出国是指在国外沉淀下来,生活乃至生存,不是旅游,不是考察,不是开会,那样你才能真正看到世界,而不是风景。

   《华夏时报》:你的小说直面描述现实,但作为文学作品,它又如何与现实拉开距离?

   陈希我:经历不重要,经验才重要。经历是谁都会有的,但并非谁都会写成小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前者是经历,后者是经验。经历只有提升到经验,写作才有意义。具体对我来说,就是极限化、象征化。《移民》仍然是象征化的,陈千红的“水性”,就是当今我们社会的状态;陈千红走过的历程,你可以将之当做《城堡》里的K的历程,虽然都在努力,但没有进步,没有改变,没有结果。

   《华夏时报》:小说《移民》中除了移民国外,还写了中国人在国内移居,包括野夫、马原等作家的真实例子,请问你想表达什么?

   陈希我:和我其他作品不太一样,《移民》里有不少跟现实事件的嫁接,包括移民方案,办理的程序,具体的款目。有朋友笑说,我可以去办个移民公司了。但我仍然只想当写作者。处在这个时代,我想很多创作者都会情不自禁地直接跨到具体现实中去,贾璋柯的《天注定》和余华的《第七天》就是鲜明的例子。还有人说现实比文学更精彩,但我觉得现实有现实的精彩,文学有文学的精彩,文学的精彩和现实的精彩不是在一个层面的,它更深邃,更开阔。我了解移民,我能写移民,但我不能仅满足于写移民现象,我写的是逃亡。逃亡是文学永恒的命题。野夫和洪峰、马原的选择也是一种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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