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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深圳晚报》专访 陈希我:活得滋润的都是“伪作家”   

2013-10-10 13:32: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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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晚报》专访 陈希我:活得滋润的都是“伪作家” - 陈希我 - 陈希我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在国内,陈希我被认为是一位“问题作家”,几乎每出一本新作都会引起争议,比如之前出版的《冒犯书》、《抓痒》、《大势》等作品。而他的“问题”来源于他的“够狠”,陈希我喜欢从琐碎的生活中挑出最“锋利”最“残酷”的部分,冒犯常态世界。因为他的作品深入到人性的黑暗,国内不少一线评论家称他是一位“不断被提名,但永不获奖的作家。”

今年9月,陈希我的新作《移民》由金城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直击了第三波中国海外移民潮,透视中国各阶层移民百态,探讨中国人为什么会削尖了脑袋去钻别人的国家。近日,陈希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为何穷也移民,富也移民

深圳晚报:《移民》的腰封上说:“潜心跟踪十八年,九易其稿”,您很早就关注这个题材了吗?

陈希我:是的,最早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候我办出国留学,所谓留学,其实就是想达到移民的目的。那时候很多公派留学生都不回来,更不要说我们这些自费的了。自己身处其中,也因此更深刻地感觉到这种现象的怪诞。当然这在当年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太穷,虽然有句话叫“子不嫌家贫”,但生存毕竟是需要物质基础的,人是有追求幸福天性的。让我奇怪的是,这些年,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但这移民潮却更加汹涌。当然是穷而移民,现在是富而移民,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很想跟大家探讨这个原因。

深圳晚报:您说,中国人死活不愿意把命运押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什么造成了第三波中国海外移民潮?

陈希我:跟之前的移民潮不同,第三波移民潮是有了物质基础的中国人的移民潮。这是很怪异的。人往高处走,一般移民都因为要择善而居的,中国的几波移民潮就符合这种基本规律,穷则思变。我当年出国,也是如此。在国外时,见到人家的好,总想着:要是我的国家也是这样就好了。那时候是有热望的,所以后来还是回来了。

《移民》中的女主人公陈千红以及她周围的林飘洋也是回来了。没有人喜欢背井离乡。但是回来了,情况并非预想的那样。

在中国,谁都感觉活得憋屈,不仅是平民百姓,官员也是;没钱人没有安全感,有钱人也没有安全感。

中文写作者的“场”在中国

深圳晚报:看了您的后记“一路跑来”,知道您的家族就上演着“胜利大逃亡”。本书的创作,有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吗?您自己为何仍然留在国内呢?

陈希我:一定程度上是有的。写作,完全没有自己的影子是不可能的,《移民》中有事实的影子,也有心灵的影子。一个文学作家不能就事写事,不能只靠经历吃饭,应该靠的是经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前者是经历,后者就是经验。能够把经历消化到经验写成叙事文字的,只能是文学作家。一些作家把自己的经历写完就再也写不了什么了,他们不是文学作家。

至于我自己为什么仍然留在国内,因为我是写作者,写作者需要在场,中文写作者的“场”就在中国。离开了这个“场”,作为作家的我就不存在了。

深圳晚报:《移民》的封面上问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可以从自己的国家金蝉脱壳吗?”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陈希我:很难。虽然我常希望能够,但实际上很难。你是中国人,跑到天涯海角仍然是中国人。这是宿命。

深圳晚报:陈希我“够狠”,陈希我很“先锋”,陈希我敢于冒犯常态的世界……您给大家留下了这些印象。可否自己描述一下:生活中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写作时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二者之间会矛盾吗?

陈希我:很多人好奇这个问题。生活中的我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记得我刚出道时,据说作协开会,总有人跑到常编我作品的编辑座位旁,小声问:陈希我是怎样的人?编辑回答:据我看来很正常。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写出这么不正常的作品来?我也问自己,到底生活和写作中,哪一个是真实的自己?应该都是,但写作中的我更是骨子里的我吧!至于二者之间是否矛盾,肯定会矛盾。所以我朋友都知道,我是个很分裂的人。也因此吧,活得比较纠缠,比较痛苦。

婚姻本身是很荒谬的存在

深圳晚报:您有一部小说叫《抓痒》,是写婚姻的,您怎样看待婚姻?

陈希我:婚姻本身是很荒谬的存在。把两个人拴在一起是很恐怖的事情。何况各自生自娘胎,成长在不同的环境。对性别不做要求,两个人朝夕相处都很难持久,而夫妻又要求是异性,还有经济原因,还要背负各自的家庭背景,很难协调的。最荒谬的是这样还得过一辈子,要求不变。世界上万物都在变化,但到了婚姻就不能发展了。凭什么偏是婚姻不能发展呢?当然大多数人虽然意识到婚姻的荒谬,但不能离婚,所以就存在如何转换的问题,把恋爱状态转换成婚姻状态,把恋人变成亲人。这也许是秘诀,但不是我经营的经验,作家往往是想得到而未必做得到的。

深圳晚报:在《大势》中,您有触及到中国父母对子女的爱,您认为中国式亲子关系中,最大问题的什么?

陈希我: 绑架爱,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式亲子关系。说起来绝情,实际上就是如此。父母无论觉得自己怎样爱子女,什么都可以奉献给子女,但是必须有个前提:你必须按我设定的道路走。父母没有预先跟孩子商量,自作主张把孩子生下来,然后要求孩子要顺从父母的意志,这是养奴隶;甚至还要养子防老,这是养鸡养鸭。

告诫我的学生“远离文学”

深圳晚报:曾听过一位读者描述在您小说《冒犯书》看到的世界——它远远超越我们的经验,它“可怕”、“不堪”、“极端”、“恐怖”、“颠倒”,在那里,人们活得像猪像狗一样,毫无人的尊严,人人都是“变态者”。您的笔为何如此尖锐地拷问世事的黑暗,您从何处获得“非常态”书写的经验和能量?

陈希我:首先,文学关注的就是非常态,常态值得关注吗?只有常态被当做非常态观察,审美才产生。我这里所说的是审美,不是美。其次,作家是偏执地盯着黑暗看的人,比如像鲁迅、夏目漱石他们这样的作家,他们必须当社会的牛虻。再次,作家是极其敏感的,对世界和人生的本质,他特别容易觉察到。比如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走向死亡。人的一生中,什么都是不可预期的,惟有死亡是可以预期的。

深圳晚报:前两天翻您的微博,发现一段特别的话——每年毕业季,你给学生们题词:“珍惜生活,远离文学”,还说“这一生最大的悔就是爱上文学”。为何坚持纯文学创作的你,却要忠告学生“远离文学”?

陈希我:前面我说过,作家偏执地并且是不可避免地比常人更容易看到黑暗,所以活得很痛苦。你看有几个真作家活得滋润的?活得滋润的都是伪作家。我自己已经身陷其中,所以我不希望别人,特别是来问我的人也误入歧途。对学生,我必须负责任,不能诓骗他们,这是我的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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