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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关于葛浩文谈中国文学,我的一些看法   

2014-05-01 11:36: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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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曾经说,中国人见了外国人,喜欢问人家对中国的印象。这外国人自然是西方人,越南人的印象是无所谓的,整个东方人中,大概只有日本人除外。日本人,虽然干出了伤害中国人的事情,但在言语上却大多不伤害中国人,哪怕是不被中国人待见的某政客,说起话来也竭力委婉、暧昧。日本人是不说让人不高兴的话的,“口不臧否”做得最好的不是此哲学发明者的后代,而是那个“一衣带水”的学生。听日本人对我夸中国,我常怀疑对方是在说别的国家。但是他们的确显出确信的样子,于是我觉得他们愚蠢。但愚蠢?一到来真的,才知道,愚蠢的是才是我自己,人家才不真信。
       西方人中,最想听的是发达国家,也就是“西方列强”。非“列强”的印象也是无所谓的,比如波兰,比如卢森堡,比如北欧那些国家。但北欧国家瑞典在某些方面除外,比如诺贝尔奖,挪威掌握其中一个奖项的评选,所以也要听听。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翻译葛浩文的观点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其实问外国人印象,是要听好印象。但外国人未必明白这一点。既是印象,当然就是有好有坏;既让我讲,那就实话实说。所以我们就常听到不爱听的,简直煞风景。葛浩文此次来中国谈对中国文学的感觉,就引起了不小反响,媒体纷纷报道,几个媒体让我谈谈感想。所谓感想,与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感想,勿宁是对葛浩文的话的感想罢。但他的不少感想不幸就是我的感想。
       葛浩文不愧是长期跟中国当代文学打交道的外国人,他的话,确实点中了中国小说的某些要害,比如他认为中国小说太依靠叙事来推动情节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一词简直泛滥地挂在我们的小说家和批评家嘴里,我就很稀奇他们是怎样理解“叙事”的?也许这概念,小说家的理解和编辑的理解未必相同,在小说家理解来,是一种追求,乃至先锋,好的编辑也会这么理解,但一些拙劣、急功近利的编辑,可能就理解成了讲故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很容易落入了铺叙、罗列、罗里罗嗦、平面化、表层化,缺乏对内在的、心灵世界的挖掘。我常说小说必须有“诗的架构”,但哪怕是诗人,也都常误解我的意思。葛浩文的感觉是准确的。
       造成小说太依赖叙事的原因,我想其一是中国小说还没有消除讲故事传统的影响,中国小说的发展比较迟滞,讲故事的毒素至今还没有淘汰干净。我很奇怪中国传统小说跟中国传统文艺观在美学价值取向上竟然那么迥异,中国传统文艺观讲“写意”,讲“空灵”,代表如绘画和诗歌,但小说却讲写实。难道是一直把小说放逐在艺术殿堂之外?
       葛浩文说到“文以载道”的传统,这确实是个原因。“文”肯定要“载”个什么,“载道”也没问题,但这“道”是谁之“道”?当年“文学研究会”反对“载”传统之“道”,换上自己之“道”,却仍然是“正”之“道”。中国文学从古到今思想太“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正确的态度,但文学艺术的态度其实却恰恰是邪的。不淫不伤还是艺术吗?因为“正”,所以当然就能致用。
       正确、致用,往往让思维无法深入,也不需要深入,深入反而是一种妨碍。所以我曾经说“人道主义”思想对写作是有害的,道德更是写作的宿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把“叙事”作为特立独行追求的写作者也受制约了,叙事让他们满足于叙事本身,疏于对心灵世界的发掘和拷问。
      葛浩文说女作家好一点,我也有同感。我甚至疑心是否中国女性比中国男性适合写作?但这主要限于那些写个人史的女作家,她们把心灵敞开了,拷问之,于是出彩了。而男作家,即使是决意惊世骇俗的,也大多导致“流氓化”。“流氓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强权,比如性,很少有男作家坦诚自己性无能,即使写到性无能,要么是影射别人,要么是转向政治象征。男性再坦诚起来也不过如此。二是外在,满足于外部行为描写,比如打架,比如撒野,比如权谋,比如嫖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作家(包括男导演男演员)没几个不把心灵等同于性和暴力,搞得作品脏兮兮的,那形骸,让我感叹我们可真是有那个“国骂”的民族,那么的恶毒,那么的粗野,却又那么的无力,那么俗不可耐。所以我宁可去读那些不写性和暴力的作品。
       葛浩文说的另一点我也很赞同,就是中国小说普遍开头写不好。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说,一部小说的开头第一段考验了作家的驾驭能力。既然是能力,那么花越少的力量就越好,所以我有个偏见:第一段一定要短,最好是一句完成。
       但是葛浩文也存在着混淆,他在说他的意见的时候,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价值取向的,一是文学的,二是市场的,我们不难发现他把好小说和畅销小说混在一块谈。病看对了,药却用得不对。中国小说所以在西方不受欢迎,是因为讲故事或把故事讲得罗哩巴嗦?但把故事讲得罗哩巴嗦固然不利于人家读,讲故事应该是有利于读的吧?我不相信西方读者就那么爱啃《尤利西斯》。这两个标准显然是不一样的。好小说未必是畅销小说,甚至可能必然不畅销,而出版社不愿意出,必然是因为这作品没有商业价值。于是我想到,这其实反映了中国小说在西方的尴尬境地:被当作非文学的大众读物,需要好读,好读才畅销。畅销小说跟文学小说不同,写作者只是个讲解员,文字只是铺路石,唯一目的是让读者进入所写的内容,对西方读者来说,这内容就是中国社会现状,仅此足够。畅销小说展示“内容秀”,文学小说展示“作家秀”。在这种期待下,莫言的小说自然就会让人捉急:你怎么还不快快把故事讲了?你怎么还不直戳意识形态?真是臃肿罗嗦。从文学上说,臃肿是一种毛病吗?拉里拉杂都不是毛病。刚跟学生上课,讲到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忽然记起与他激烈论战的谷崎润一郎,两个人写作风格迥异,谁也不鸟谁的那一套,一个精干,一个铺陈,但他们无疑都是好作家。
       由此引申到了中国作家的技术性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记得就曾经有西方人说中国作家写作技术太差,连文学的门都没有摸上。当时把许多人吓得。我也是被吓的一个,于是赶紧研究小说技巧,以小学生的谦虚,从头学起,确实受益匪浅。我学过油画,我很知道油画这种西方艺术门类是需要扎实的训练方可入门,我想西方音乐也是如此。但回头一想,文学跟其他艺术门类似乎不同,对技术性的要求不是那么绝对的。最近我老是摆脱不掉这个疑问:文学写作需要多少技术训练?
       当年说中国作家技术上差,应该承认。“新时期文学”在技术上确实很粗糙,其实在思想上价值也比较有限,还落在套中。但是中国作家被吓了后,也不是没有惊醒,不是没有改变。当时“寻根文学”那些的小说,比如阿城、韩少功的东西就开始“文学化”了,后来被称为“先锋”的那些小说家们的努力更是有目共睹。无论他们的写作有什么缺陷,在让中国小说脱离意识形态化、社会学化、非文学化、粗糙化上,功绩都是显著的。甚至在那之后,中国小说家对小说的技术追求陷入了“技术主义”的误区。也就在那样的情况我,我开始反思文学跟技术的关系。当今中国小说的问题主要不是不技术化,而是太技术化了。
       葛浩文也指中国作家不懂外语,这让人想起了顾彬。不过他跟顾彬似乎有所不同,他认为不懂外语就无法接触原滋味的国外世界。从这点上说,有点道理。但我想,从根本上说,一个作家写作未必是要接触那么多世界的,作家感受自己的内心就够了,乍乎那么多外界世界干什么?人心是最大的矿藏,它蕴藏着种种可能性。作家跟普通人不同在于他的内心比普通人丰富,它是深不可测的矿藏,作家面对内心,挖掘之,加以想象。当年我的《抓痒》出来,有不少人感觉其中一段生吃猴脑写得逼真,乃至恐怖,问我吃了几次猴脑?不喜欢我的人甚至以我饮食上的残忍来证明我人品有缺陷。但其实我并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我只是在网络上看过100来字的生吃猴脑的介绍性文字。但这完全可以让写作者写出逼真的生吃猴脑的场景。实际上,那场景是次要的,人物的心灵是重要的,心灵谁都不缺乏,重要的是挖出它。写作者就是挖掘那心灵的人,而不是吃猴脑的人。所以能挖掘,是因为写作者本身具有深邃的心灵。
       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在文学教科书上是老生常谈了,但我很奇怪很少有教科书对写作者的内心矿藏予以足够的重视。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心灵;经历不重要,心路才重要。

                                                                                                (本文为网易博客专栏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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