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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左叔”  

2014-06-22 11:10: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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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叔” - 陈希我 - 陈希我
 
        “左叔”不“左”,原来还很“右”。我家族里还真出了个很“左”的,就是表舅郑伯农。左叔不喜欢他。那时候我老师孙绍振写了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被群起批判,郑伯农也写了《在崛起的声浪面前》,他很愤怒地讨伐了我这个表舅。他主张“全盘西化”,终于在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成了靶子。后来运气每况愈下,出国了,他去的是他向往的美国。
       他刚去时,给我寄信,信中激情洋溢,说美国真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度。我很艳羡。我只能去日本,对出国的人来说,去日本远不如去美国。美国是西方的代表,日本,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在东方。在我看来,他才真正是“胜利大逃亡”,逃到理想之所了。但是后来他就没消息了,估计混得不好,于是就从亲朋好友视野里自我消失了。大前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事件,有好事者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竟然是他,他也坐在华尔街示威。我很吃惊。发照片人的意思很明显:那么喜欢西方的人,被西方抛弃了,成了“丧家犬”!但我想也正常,再好的社会也有不好的地方,也会有请愿、游行,美国自然也有,要不然,美国宪法的集会自由权就是空设了。
       前年,他被允许回国了,而且是很体面回来的。他被邀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作为国外的学者。我细看了参会者,都是“新左派”,难道他变成了“左派”?“新左派”很多是从西方回来的,出去时抱着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回来却成了“左派”。实际上我在国外时也差点向“左”转了。在中国时,对西方的认识往往理念居多,再加上雾里看花,就理想化了。到了外面,理想成了现实,发现不尽是那么回事,现实与理想有偏差。偏差其实并没什么,但对怀着理想热望的人,这却是一种颠覆。颠覆是毁灭性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天生是理想主义者,不能容许半点苟且。
       但这种颠覆,在其他民族知识分子身上也并非没有。当年伊藤博文“尊皇攘夷”,到了英国很受颠覆,但很快就调整了,“开国进取”。但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很难,日本知识分子如此功用似乎很不“知识分子”。知识本质是什么?智慧还是尊严?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更认可后者。有时候我寻思,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是更纯粹的知识分子?但又很犹疑。要说尊严,从来没有在皇帝面前站起来过的人,谈何尊严?所以严格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称为“文人”。文人的尊严与知识分子的尊严不同。
       在国外,尊严总是要受到挑战的,哪怕是再文明的国家,都存在着歧视,只不过文明人的歧视以文明的方式。同样是东方人,日本人是自己立尊严,中国人是向人讨尊严。讨不得,就关闭自己,又爱国了,用我曾经的话说是“被踢回来的爱国”。回望自己的国家,毕竟是自己的,不想国,也想家,当然家绑架着国。不如归,不如归!我敢肯定,几乎所有出去的人,都吟过《归去来兮辞》。
       但他既然回来,中国变成了现实,难道他就看不见现实?当初我回来,理想中国又变成了现实,感觉还异常尖锐。西方“左派”盲目喜欢中国,那可能是不了解。他难道也不了解?过去的淡忘了,现在应该记起来了吧?如果他来不及认识,我可以告诉他。但是他坚决不听。他变成了“左叔”。
       一个人身上要是没有半点“左”,人格就卑微,生命就黯淡无光。所以“左派”总给人正气凛然的感觉。但我发现他是变得机巧了。亲戚问起美国,他就说“也没那么好”,我想那是他爱面子。对朋友,他就说“也不是那么回事”;在研讨会上,他喜欢以规则说事:“什么规则?世界上的规则是西方人、美国人定的!”对媒体,他喜欢用“未必”一词,“未必”的本意,是不一定如此,但也并非全不如此,但他的“未必”明显是否定。当大家都觉得应该如此时,“未必”就成了否定。只是比较含蓄,他知道能上媒体的人的价值取向。但跟崇拜他的年轻人谈,他则直接说“欺骗”:“被西方民主欺骗了!”跟我这个曾经是他的追随者,现在的对立派,他总是说:“国外现在不一样了。”
       确实,不一样了。用当年和现在耳熟能详的两句话说,一是:资本主义没落了,二是:中国崛起了。也因此他才向转身的吧?
       当然我也不好以恶意揣度他。他的“左”转,也确实有他的理由,而且还是西方给予的,西方知识分子也在否定西方。这很正常,知识分子就是“牛虻”,知识就是“异端”。不特立独行于主流之外,还是知识分子吗?不吹毛求疵、死缠滥打,还有人文学科吗?我们以为西方知识分子是代表西方的,其实是颠覆西方的,至少是反思西方的。当然也可以从更深层看,那些颠覆和反思确实体现了冥冥中的不安,他们揭示的确实是本质的西方。但那只跟西方有关,问题都是有边界的。以此来为中国辩护,不是走入误区,就是别有用心。
       我疑心,他还真是别有用心。据我跟他的闲聊,以及我对国外的了解,他在外面处境不好。当初因为政治因素出去,这个因素成了他的资本,他也只好靠这个吃饭了。但这饭并不可口,至少对一个具有学术情怀的人来说,并非吃得其所。但他吃不了学术饭了。当年留在国内的那些他看不起的人,现在都已登堂入室了,而且还真的“学术”起来了。也许他们起初水平不行,被豢养,但有了优越的条件,他们的水平还真的上来了。甚至有了国家这个平台,他们还频繁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而他,只是在美国一所三流大学蹭一口饭吃,他的学术确实也搞不起来了。这就是反抗体制的代价:最初恃才傲物,誓将去汝,于是得不到补给,到最后就无才可恃了。世界是无良的,历史是无情的。
       我看了他参加的那个研讨会录像,“左派”们都在为大众说话,特别是为“底层”,但他们的境遇却很优越。即使不修边幅,也不过出于“左”的美学趣味。而“左叔”还真的是“底层”,尽管竭力穿得光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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