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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如何安放你?乌托邦   

2015-11-20 09:41: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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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放你?乌托邦 - 陈希我 - 陈希我
 
        给学生讲三岛由纪夫,三天后,巴黎“黑色星期五”爆发了。当年三岛由纪夫站在日本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部办公楼上发表《檄文》,没几个听得懂,还有人认为他神经错乱了。过上安逸日子的日本人,确实难以理解三岛的忧虑。三岛由纪夫的担忧之一,即是民主体制会成为共产主义滋生的温床,造成祸患。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此起彼伏,现在当然时过境迁,可以将之置换为极端势力。
    其实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就想起三岛由纪夫来了。那时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日本人竭力争取海外派兵。一个没有军事能力的国家是非正常国家,一个体制涣散的国家是危险的。这种危机感,这些年来在日本愈煽愈盛,去年,安倍政府终于走出了改变战后体制的第一步。从中国角度看,安倍走的是危险的一步,但从日本角度,却是走向了安全保障。当然并不排斥有人游行抗议,自由体制让反对派说话。但专制体制却不是这样。
    反思巴黎“黑色星期五”,有人把矛头指向“左派”,说是因为西方“左派”的理想主义导致了对恐怖主义的绥靖。“左派”本不应具有绥靖的面目,但实际上,或因为“反反思维”,或因为一厢情愿,或因为趣味相投,西方“左派”对专制主义确实常表现得十分谅解。有人甚至说,ISIS是实现了“左派”知识分子无法实现的理想。就在几年前,君特·格拉斯还为专制中国辩解。有意思的是,他当年加入过“右翼”的“党卫军”。实际上,“左”“右”诉求往往难以截然区分,虽然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往往交战在乌托邦的战场上。三岛由纪夫当年“恐共”,跑到东京大学企图说服“左翼”学生,被学生轰出来,但他们又都反对“战后”的“安保体制”,只不过三岛要“天皇制”,学生要“民主”,而且这些要“民主”的学生举的是毛泽东旗帜。普遍都认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搞“民主”,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不能叫做“民主”。
    顺便说一下,中国的“左”“右”与西方是相反的,“右派”本应是猥琐的,但当今中国的“右派”俨然“铁肩担道义”。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左”“右”可以联合起来,理论上似乎可以成立。
    说句不合时宜的话,不仅是无论“左派”“右派”,而且无论“野蛮人”“文明人”,在寻找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上,并没有截然区别。我们不是也在质疑“现代性”吗?比如20 世纪后期在迅猛发展的“新时代运动”,就试图从 10000到 5000 年来全球文明史的大背景上重审“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根源与动力,从而检讨“文明霸权”和“文明帝国主义”。
    对“文革”,撇开它不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为奴役的“造反”本质,撇开既得利益者的说辞,它的改造世界、建立乌托邦的目标确实激动人心。尽管我竭力压制自己的革命情结,甚至压制到颓废里去(其实颓废不也是一种激情吗?),仍对那个年代有着异乎寻常的感觉。作为中国最后一批“红卫兵”,当我读到中国最早一批“红卫兵”的张承志《心灵史》里的文字,总会产生莫名的激动。我想对张承志的这种感觉不止我一个,当然前提是张承志不是既得利益者,他是被放逐者,这使得他的理想主义具有了说服力。
    巧的是,《心灵史》写的就是穆斯林。此次有人把张承志拉出来说事,试想,如果换成一个张扬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呢?当然,此次袭击,很多时候被描述成是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的虐杀,因此肯定不会被异议,只能被同情。那如果是佛教徒作家呢?一定也不会成为标靶。当然,这些年,确实伊斯兰教徒在频频闹事,在大家希望进入稳柔乡的时代,他们却在革命。革命,我们早已告别了,这已经不是上世纪的60年代,无论是中国,还是法国,还是日本。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日本“左翼”学生运动失败后,一些不肯投降者要么上山打游击,要么出国,比如去北朝鲜,而相当一部分去的就是伊斯兰世界。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跑到了中东,制造了诸多震惊世界恐怖事件的日本“赤军”“女魔头”重信房子,最终是在北京转机时被告发的。可见革命,并没有绝对的纲领之分,只有革命或者不革命之分。
    革命必然导致暴力,温和的改良,如果不能达到改天换地,最后仍然滑向革命。为什么会有人迷恋暴力?当年我在日本,看媒体采访日本“暴力团”成员,问其为何放着好好生活不过,却要加入黑社会?回答:迷恋红色的感觉!当时我猛然一愣,问自己:我即便厌恶革命,血液难道就不是红色的?革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没有“红色”的生活一片黑暗,《红与黑》里的于连最有感受。“暴力团”,在我们这里称为“黑社会”,“黑”与“暴力”固然匹配,但“黑”怎么跟“红”联系在一起?此次“黑色星期五”,对被虐杀者是“黑色”的,而对虐杀者,则是“红色”行动。而且,我们其他人,当我们谴责“黑色”虐杀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的激情?包括此次盛嚣尘上的对伊斯兰宗教的否定、对穆斯林的驱逐、对恐怖分子的复仇的群情振奋。
    此次事件,我听到最理性的声音就是要分清伊斯兰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但其实,极端就是极致,就是纯粹,要纯粹,不允许杂质。不极端的宗教还是宗教吗?即便一定要界定有个完满而非极端的界限,那么完满离出极也仅只隔着一层薄纸。有人说到了爱,但爱恰是世界上最极端的事物,它往往导致暴力,只不过是以爱的名义施暴。爱,就拿起鞭子;无所谓拿鞭子,即说明爱得不深切。爱的血是浓得化不开的血,从科学上说,是病。人类文明就是淡化血浓度,化得越淡,离人的本性越远。所谓文明冲突,不过是本性与进化的冲突。
    有人说,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这是极好的理想。特别是在这种时候,很容易激动人心。但竞争是必须在力量基本相匹情况之下的,力量悬殊,如何保持竞争态势?只能是冲突。当然作为乌托邦思想也可以存在,但这种闭起眼睛就没有悬崖的乌托邦,岂非也是另一种的极端?至于基督教中一味强调的宁可被损害也要爱人,有多少可操作性?我很怀疑。
    我们固然要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但正视人类精神里的乌托邦情结可能导致走火入魔,更为重要。
    作为作家,老实说,我很惶惑。文学艺术与宗教一样是乌托邦的事业,我承认我无法安放乌托邦情结。作家应该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技术分子不同的是,当他接受知识时,他同时接受了乌托邦思想。顺便说一下,ISIS的领袖巴格达迪据说就是知识分子。作家又是“美”的“原教旨主义者”,“美”的世界是人类最大的乌托邦。但“美”异常诡异:当“美”被阐释为“真”,它成了对我们生存处境的逼视;当“美”被阐释为“善”,它必须“清洁”这个世界,屠杀不可避免;当“美”是“唯美”,它的实质是“唯恶”,它是塞壬的歌声,谷崎润一郎索性直接称“唯美主义”为“恶魔主义”;至于美的最高形式的“崇高”,则更是通过“恶”来成就的。我曾不解丁玲的作派,当我看到瞿秋白对她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理解了。如果没有严格界定文学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一如没有严格界定宗教与世俗、乌托邦政治与现实的界限,是要酿成灾难的。不少恐怖主义者是“文青”“艺青”出身。从艺术走向现实,仅一步之遥。
    去年北京搞了我一个作品研讨会,去之前,我约好我一个老友,他喜欢我的作品,我们相约在研讨会场见面。但我到北京时被告知,他进了精神病院。我们相约时他还好好的,也许那时候就发病了?只是我没有觉察出来?抑或我自己精神也未必正常?
    我不能肯定他就是因我而病的,但他喜欢我的作品,我是否多少需要一点反思?想想,在喜欢我作品及也写我这样作品的熟人中,已有多个进过精神病院,我是否完全逃得了干系?我写作时,我只知道一味地张扬自己的文学乌托邦,我在寄托,我在释放,我在传播,也许我已经成了写作恐怖主义者。
    研讨会最后,按照惯例,被研讨人也要发言。我忽然不想谈我的文学观念了,我想谈写作的伦理问题。但我没有谈好,并且过后也没有矫正,套用一句曾经的诗句:要想热血不这样奔流,凭人类的理性显然不够。我的写作在延续,许许多多真正的文学写作、艺术创作在延续。我只能竭力不让写作从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不让文学从乌托邦世界进入到现实世界。写恶文,但做好人。我深知恐怖主义无处不在,过去在美国,现在在巴黎,其实它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恐怖主义有各种形态: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乃至天伦的,它的温床都是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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