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马建的意义   

2016-11-10 10:45: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马建的意义 - 陈希我 - 陈希我

 

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凌晨,630分,广播里照例播放着“新闻和报纸摘要”。这节目规格很高,每天占据黄金时段,但老百姓基本是充耳不闻。上菜市场、做早饭、吆喝孩子起床、扒饭、赶着上班,都比它重要无数倍。我当时住校,学校广播每天转播这个节目,对我,那高昂的声音不过是挠痒痒。离上课时间还早,早饭照例是不准备吃的,就这么懒在床上,忽然一串声音贯入耳鼓。说是贯入,勿宁是捕捉。对坏事,我天生有着敏锐感知力。一个小说被批判了!那小说名字也奇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作者马建。当时我是文学青年,这是属于我的消息。我的秉性又是“惟恐天下不乱”,我的心,用后来读到的大江健三郎常用的比喻:像刚杀的鸡内脏一样热了起来。

连续几天,我和我周围人都在寻找刊载这小说的《人民文学》杂志,学校阅览室里的那期杂志被翻烂了。后续消息是,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被撤职。刘心武,我当然知道,他写过《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但让我至今记起他的,首先是这事。至于作者马建,一直没得到他的消息。也许因为接着的年份里文学已经不是当务之急,文学之外的中国正风起云涌,文学青年们已经突破了文学,大学生们已经上街。我不仅不再探听马建,也不再关心我所追逐的其他“异端”作家:郑义、高行健、北岛、刘宾雁,甚至包括张承志……直到我89年东渡日本后,才渐渐得知这些人已经到了国外。但当时还不知道马建在英国,直到21世纪又过了10几年,才在伦敦见到他。虽然还留着80年代文学人爱留的长发,但已不再年轻。而我,也一样仍留着那样的长发,这种长发,已经不再是当今文化人的首选,一如我的言行,常被认为犯着上世纪80年代的傻冒气。或者也可以用时兴的话来描绘:青春期无限延长。

但我其实也不住地在适应当下中国。回国20年,我一边抗拒被同化,一边本能地强迫自己适应。这20年,中国混乱而和谐,沆瀣一气,文坛好像也把海外那些作家给忘了。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在英国,有个爱文学的留学生告诉我,在出国前,他完全不知道还有马建这么一个作家。

所以要赘述这段经历,是想提醒,中国的文学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异端时代”,中国文学写作者并非从来像现在这么温顺乖巧,除了个别,“禁书”基本已成了非文学类专利。有人说,那是因为现在不像80年代那么开放。注意:我前面用的是“异端时代”,而不是“开放时代”。现在提到上世纪80年代,往往是煽情地缅怀。其实整个80年代,当局对思想界乃至文学界的整肃从来没有消停过。所谓“思想解放”,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不过是禁锢牢笼的铁栅空隙。铁栅一再加密、加粗,终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学运与屠杀。屠杀之后,明智的统治者把铁栅栏包上了天鹅绒布,让我们渐渐忘记了这是一个牢笼,作家们感觉不到自己只不过是被豢养其间的金丝雀。或者,是有意识在忽视。我们对天鹅绒进行审美,于是中国的文学越来越“文学”了,作家越来越像作家了。

只有马建以及与他一样个别写作者,仍然在提醒着中国真实的存在。我与马建没有拉拉扯扯的私交,我读他,都是通过他的作品,还有他的言论。我甚至也觉得他有点不饶人。举个例子:有一年,那个众所周知的敏感纪念日,他群发邮件,质问:“中国作家还有笔吗?”我也是中国作家,我当然也在被指责者之列,这委实让我有点不舒服。我回他邮件:在中国要发声,比在国外危险得多。这是实话,但我这么指出时,其实多少有着自我辩护的动机。我们有时候过分依靠道理,而我们无法正视这些冠冕堂皇的道理之下,我们的猥琐甚好藏身。理性不应该成为“挡箭牌”,知识不应该用来狡辩。不必争辩,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是理性还是怯弱?身在国内,发声固然危险,但如果一声不“吱”……被踩一脚总得“吱”一声吧?如果“吱”一声都不敢,还有什么资格写作?当年我《冒犯书》被禁,许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起诉到法院?闭起眼睛都知道必输,确实,但我总得“吱”一声吧?

至于说到身在国外指责中国容易,国外有奶便是娘的“爱国者”多了,他们才不指责呢,他们更不可能自觉选择对中国流亡。

流亡,我视为写作的第一要义。这流亡不是指身体流亡,而是心灵流亡。因为流亡,就有一个独立于主流之外的精神世界。在国外,马建的小说一部部出版,我想谈的是他最近写作的一部《中国之梦》。因为,当下的中国需要被大声唤醒。

关于“中国梦”,印象最深的是前几年的《南方周末》事件。一些宪政知识分子企图利用它,他们把“中国梦”阐述成“宪政梦”。这种策略并不新颖,随手举例,在我更世以后就有1975年邓小平阐述毛的路线,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结果毛断然否定:“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宪政知识分子企图修正“中国梦”的含义,也遭到了掴脸。顺便说一下,这些知识分子这一两年也已经分化,毕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甚至,“人生到底能活多久”?这两年每逢事件,就会舆论混战。有人说,这是一种“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与“搅局”有根本性的不同,“言论自由”是独立思考而发言,“搅局”是对权力的应声。要言之,所谓“人民已经分裂”,实际上是必须发出独立声音的知识群体失去了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声音,甚至从而“搅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20世纪90年代后的第二次被收买和招安,历史总是陀螺一样地循环旋转,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我所以对《中国之梦》感兴趣,就是因为这种“陀螺一样地循环旋转”。我自己十几年前也写过这样的“循环旋转”,当时有感于中国仍在重复着“文革”逻辑,写了一个小说。这个小说里,“文革”人物说着当今时髦的词汇。自然这小说在中国大陆无法发表,直到去年才得以在海外一个杂志以《侏儒》为题发表。在这不能发表的十几年里,我眼见着在这片土地上,这种“循环旋转”以魔幻形骸越转越快,终于这两年嵌入了通往“文革”的轨道。就像刚看过的韩国电影《釜山行》,这一路上发生了多少尸变?产生了多少丧尸?“文革”离我们很遥远吗?“文革”刚结束时,我相信“文革”不可能再来。当时还有更幼稚的想法:“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但是没几年,“四五”屠杀又重演了。我于是怀疑了,不信了。但我虽然觉得我这一生无望见到中国的曙光,也不至于再一次遇到“文革”。但我现在觉得,我可能错了。

这里有个关键点:这世界会变得更好吗?不,这世界只有变得更坏。我年轻时把世界看得黑暗,看法极端,后来却发现,无论看得多么黑暗,最终都会应验。我觉得这就是文学写作的一个有关深刻性的原则:文学就是要写黑暗,作家就是把世界看得最黑暗的人,甚至是过敏,甚至类似诅咒。这原则,也可从善意一面来解释:作家是牛虻。即使在好的世界,作家也应该紧盯着社会躯体的病处,操着尖锐的刀,不挖掉病灶不能活。因此作家必须保持尖锐、保持愤怒、保持警觉,一旦心肠仁慈(非慈悲)了,耳根软了,就失去了写作的能力。

马建的眼睛总是尖锐的,神情总是愤怒的,他的《中国之梦》也是一个尖锐而激越的作品,它明确把“中国梦”跟“文革梦”联系在一起。诚然,“中国梦”既不是“宪政梦”,那当然具有别的含义。整个小说的构架就是主人公马道德主任贯彻上级精神,打造“中国梦”氛围。这个马主任,“家里红旗飘飘,外面彩旗不倒”,女儿已经在英国留学,他的“中国梦”已悄然移到外国了,成了“英国梦”,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这里营造“中国梦”。记住,是营造,梦是自然而然做出来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这个“中国梦”是营造出来的,它是虚假的。如何让虚假显出真实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文艺手段。这已经成了一个套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我的《侏儒》写的也是搞文艺,从“文革”搞到“改革开放”,搞到89“动乱”,搞到“新世纪”,“城头变幻大王旗”,惟有娼妓式的文艺不变,谁坐天下就当谁的“慰安妇”,为谁装容,涂脂抹粉。这甚至不是象征,而是事实。前一阵一些文艺老兵又“闲话说玄宗”,缅怀当初不用护照打到汉城去了。《中国之梦》里的文艺演出也如火如荼,但糟糕的是,因为文艺面貌的永时性,让马主任脑海里一再冒出“文革”的场景,在“文革”中,他的父母被迫害,最后自杀。

关于“文革”乃至当年一次次斗争中被迫害者,我们见得太多,无非是被迫害者遭受不公平,他们善于声明自己的正义性,展示自己可怜的伤痕。即使被追究当年的罪恶,他们也竭尽全力抵赖。他们的子女更是如此,甚至,他们在父母被迫害时还是帮凶。这个马道德当年就和“反到底战斗队”一起批斗父亲马雷,一起加入了全县各学校联合成立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但是一旦“粉碎‘四人帮’”,通通都成了受害者了。神州大地满是受害者,只把责任推给那些已经关在监狱里的。那么我是否可以发问:已经没有那些施害者的清明的中国,怎么又变成了如此罪恶?《中国之梦》把主人公马道德设置成当年被迫害者的儿子,是有深刻寓意的。他现在在进行的,恰恰就是当年那些迫害他父母的人所做的事。或者,干脆就是他父母所未竞的事业。这其实是一回事。为了构筑“中国梦”,这个马主任还对耀邦村进行强拆,而这个耀邦村正是当年收留他的、有恩于他的地方。村里的人这么指责他:“你以为你是谁,耀邦村养了你四年,现在当了个官,不报恩还不说,来拆我们家园。你这叫白眼狼。”小说中描绘强拆时,有意识地介入了“文革”时的武斗场景,两个场面互相对照,历史与现实相得益彰。

有意思的是,被强拆群众的抗拒强拆,是制作了巨幅的当朝领袖像挂在要被强拆的楼上,这跟“文革”时的方法如出一辙。当年,“在进攻邮局大楼时,一幅悬挂‘毛主席万岁’标语挡住门口,敢死队员举着刀棍停步,……我也不敢碰那红标语”。中国人足够聪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消耗在政治斗争上了。中国人真信仰领袖吗?即使是“文革”中。现在我们习惯于认为“文革”时人们还是信仰毛的,但根据我的经历,其实并不信。中国人本来就不信什么,几十年来互整互杀,他们非但不信什么,而且很熟练地学会“拉大旗做虎皮”。当然这在真正的强大专政机器面前,只是小伎俩、小聪明,终究要失败,耀邦村抗拆也失败了。

小说采取的是复线结构,两条线索,一条是当下营造“中国梦”,一条是当年实行“文革梦”,交错并行,这使得小说有了互相参照的双维度,结构产生富有张力的思维。同样是梦,一边是主人公的现实营造美梦,一边是咬他不放的当年噩梦,主人公被两边拉扯,在其中挣扎,这使得小说满是梦魇的气氛。究竟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何时美梦?何时噩梦?主人公也不能自控。

小说实际上还有一个时闪时现的线索:这个名叫“道德”的马道德主任的道德败坏的私生活。他的腐败男女生活,给他光鲜的造梦说辞予以响亮的耳光。他有好多情人:玉娇、李微、红霞、常艳……这些人的名字,让我们很容易指向现实中耳熟能详的真人,从而让现实中这些人物的众所周知的事件呈现出来,与小说中所描绘的景象形成互补。马主任跟她们不仅床上交流,平时还一边工作,一边短信传情。但他跟她们难说有多少真情,更多是是玩世不恭。从道德上指责这个马道德是不够的,在这样的体制下,为自己都不信的事业干活,这种人的心如果不是足够硬,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我常揣摩那些在台上说得振振有词的官员,他们难道就真相信他们说的那一套?当然不信。如果真信,哪怕他们信仰的是我所反对的主义,仍然不失我对他的尊重。实际上,这些官员比普通百姓更不相信他所标榜的那一套,他们对现状看得更清楚,更绝望,他们心里异常黑暗,因为黑暗而无光,而无耻。台上“主义自信”,台下加紧跑路是一种虚伪;人前道貌岸然,人后男盗女娼是又一种虚伪;虚伪对别人没什么,而自己对自己也虚伪,是怎样的一种煎熬呢?

也许玩世不恭可以缓解这种煎熬。但玩世归根结底也是不能长久的,玩是会走火入魔的。小说可贵之处是没有把王道德写“死”。从小说一开始,让王道德一再被“文革”往事干扰,就预示着他有着脆弱的一面,或者说是柔软的一面。以赛亚·柏林引用希腊佚名诗人,认为有的作家是“刺猬型”,有的是“狐狸型”,“狐狸多知,但刺猬有一大知。”我当然更认同“刺猬型”,但“刺猬”也应有“狐狸”多种可能性,小说家必须在多向度上对经验进行把握,给人物变化的可能性开个口子。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是不会做噩梦的,但王道德自始至终被梦魇纠缠:

 

记忆的瓶子一旦破碎,这个在文革长大的马道德,这个专职提倡发展中国大梦,替代个人小梦的中梦办主任,将面对失职的危险。他知道这两个马道德水火不兼容。看来,上午开会他说了太多:“必须腾出个人梦才能放进中国梦,”还说,“清理旧梦从我马道德做起,再隐藏的梦,把中梦贴装上,就全删。”等等。说完还对办公室二十七位工作人员比划了一个戴上耳机的动作。只是这片刻马主任才明白旧梦竟如此令他紧张不安。

 

开个口子是为了更尖锐反讽。马建曾经阐述他的写作意图,他想写一个当代的阿Q。确实,马道德表面上邪恶,其精神世界是具有两面性的。两面冲突注定了他必须以喜剧的形式被毁灭。他终于疯了,故事反转了。但革命列车仍然滚滚向前,他只能被抛弃,被驱逐出利益集团。

疯了的马道德的精神世界是诡异的,一方面他看着种种社会黑暗,另一方面,他又以“文革”的形式进行抵抗:

 

“同志们,战友们,”马道德想演讲了:“我真是中梦办主任,紫阳市领导之一,但今天我以普通市民的身份讲讲我这个人。是的,这个人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那里插队四年。”马道德把手往西指去又移动到白宫,“在那里上班,五楼。我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他举起可乐瓶,众人惊呼:汽油弹,快跑!

……

“我儿子被计生办医生当着我用手捂死了,我眼泪都哭干了,咋办。”头戴蓝发卡的女人说。

“可以借用,有泪的请帮忙无泪的,这就是缘份。好,我先带领大家回到文革,一起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你他妈的心里热乎,我的心是凉的,你小子还活着,今天就把你的心掏出来亮亮。”说话的人头颅如摔碎的西瓜,也身穿劳保服,还戴着百万雄狮红卫兵袖章。他是被马道德踢下去的,对,捆着他胳膊,一使劲就下去了。我穿着他的皮鞋回了家。那几天是拉锯战,几天之后听说他们投掷汽油弹,鼓楼起火了,他们以农机厂青年工人为主力,还有“红大刀战斗队”的中学生一起攻占了鼓楼,卡住了进出城门的要道。赵英就在大火烧着衣服和头发时飞赴黄泉的。

 

在这里,时代穿越了,历史混杂了,前后30年本来就是一个故事。

我忽然想起一个不相干的人来:王秋赦,这个古华小说《芙蓉镇》里的人物。现在再看《芙蓉镇》,从思想、故事到人物,都已经是昨日黄花了,但只有王秋赦仍然鲜活着,他在“文革”结束后的疯语,一直萦绕在我的耳旁:“运动了!运动了!”

关于“运动”,抱歉,我想在这里嵌进一段我的《侏儒》的前言:

 

多年前在国外,我的老师是个对中国问题十分关心的人。他常问我一些中国的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只是他每每将“改革”称做“运动”。我告诉他,“运动”在中国已经结束了!可过后他依然犯这毛病。他懂得半拉子中文,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过中国,他的中文就是那时学的,“运动”无疑是那时代的常用词。我只能一笑置之。应该承认,跟那些连“你妈的”意思都不懂的“老外”比起来,他已经算是“中国通”了。那些人,你对他们喊“你妈的!”他们会问:“我妈怎么了?”你告诉他,就是你妈和我SEX了,他们仍然不懂,说:“那又怎么样?”他们不明白自己的母亲乃至自己家的女人被操了,是最大的耻辱。我的小说《操》写的就是这种耻辱,但即使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人也不能理解。即使是FUCK,也只是法律的问题。这是文化的错位。错位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一个野鸡在路边拉客,说:“大哥,您想过性生活吗?”这是语境的错位。

按现代语言学观点,语言不只是工具,它是塑造主体的前提。拥有什么样的思想,首先取决于他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按索绪尔的定义,“语言”是由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言语”(也即词语)组成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语言系统,是由“革命”“运动”这样的词组成的。而“文化大革命”这个语言系统塑造了那个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词,一个时代变成了另一个时代,也就是词的改变,包括从一个时代进步到另一个时代。有一天,我忽然想:假如把后一个时代的词接在前一个时代呢?这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却就这样发生了,这两年公然有如此声音,俨然从80年代至今,中国都白活了。俨然把一个人的脚接在了的头上,那么这个人就成了侏儒。

 

马建的《中国之梦》里也有大量的“文革”词语,我读着读着,我甚至分不清这些词语究竟是出现在“文革”年代,还是当今的时代,它们是如此的强大,具有跨时代的魔力。那么,王秋赦说“运动”,也许并没有错位。也许他并没有疯。如果王秋赦没有发疯呢?那么他可能会是马道德。王秋赦与马道德相隔了30年,这30年来,中国从穷困之国到不差钱之国,但仍然是“侏儒”;从“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到“西方对中国指手画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沧海桑田,但改变的是你的容颜,不变的是你的“中国心”、“中国梦”。

虽然我骨子里无政府,但我也理解一个国家的“崛起”诉求。但如何“崛起”?记得学者朱学勤先生总结过三种“大国崛起”模式,一是英美宪政模式,二是法俄革命模式,三是德日侵略模式。中国已经被证明有着革命的血液,但并不这么简单,还有着走德日道路的可能。德日在“崛起”前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感觉到遭受屈辱,因此以复仇而侵略。中国也是长期遭受屈辱的国家,特别渴望强大,但这强大可能是危险的。当年我在日本,就明显看到了中国同胞的复仇心态,近百年前郁达夫在他的《沉沦》里就如此嘶喊:“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就在当年的天朝“陪都”承德,这些年正上演着《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大型实景演出,耗资两亿人民币投建,由那个提倡百姓历来顺受当奴才的于丹作为史学总监。这个演出场面宏大,灯光设备3000多个,用了人类先进的科技,耗资巨大,不是为了民生,不是让这个国家文明进步,而是歌颂那个叫康熙的皇帝的宏伟霸业。我是和一些西方人一起被邀请观看的,演出冗长,只记得不断出现“天下,天下”的嘶喊。他们悄然对我说,这样的中国令人害怕,怎么可能“和平崛起”?

实际上,这种国家强大之下,捂盖着诸多上上下下马道德们必须解决而不去解决的问题。正因为此,这样的强大才像癌细胞一样可怕。有人会说,《鼎盛王朝·康熙大典》不过是文艺作品,但一个非正常的国家,文艺往往成为政治造势工具。就好像马道德营造“中国梦”,首先想到的就是文艺手段。历史上也有诸多例子,比如日本侵华战争时的“笔部队”。在整个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许多日本作家“拿起笔来当刀枪”,充当侵略战争的帮凶。作家本应是主流的疏离者、批判者,但在国家崛起大梦的原则下,鲜有特立独行者。当中国以“崛起”之名对外侵略时,中国会有多少清醒的知识分子?中国的作家如何选择?我真的不知道。我所看到的甚至是,有不少知识分子、作家,多多少少颔首甚至陶醉于中国走向“崛起”,多多少少做着“中国梦”,殊不知此“中国梦”是建立在“文革梦”基础之上。因此,马建《中国之梦》这样的写作尤其重要。

顺便提醒: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有多少人在装聋作哑?

写到这里,我能想象到会有一种质问:你说了这么多,但文学为什么要跟政治纠缠?问得好!我也曾经长期自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学,经历过文学意识形态化,对政治,大部分写作者厌恶而避之惟恐不及。这也许也是现在绝大多数作家自得于自己写作姿态的原因吧!但是,这里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中国作家,我们谈的是中国文学。这跟别的国家不同。在英国ENGLISH PEN 的一个活动上,我作为嘉宾曾被主持人问:在英国,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作家也可以是好作家,在中国呢?我回答:在中国,不关心政治的作家绝对是伪作家。中国是政治大国,除此而外,什么也不是。在中国,政治无处不在,政治是生存。我们讨厌政治,但它是无可逃避的拦路虎。所以,在中国真正写作,就必须首先从政治这个拦路虎上跨过去。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不能明晰,而且会成为苟且者的“烟幕弹”,甚至是别有用心者的“搅屎棍”。

记得那次活动,马建也在场。我想他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因为他说过如下的话,我想用他的这段话作为结束:“我们这一代作家面临的处境,也许是厌恶政治下笔,又以把文学和政治捆绑被指责。没办法,政治处境和文学处境我们无法切割。有人可以,我们做不到。”

  评论这张
 
阅读(2600)| 评论(3)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