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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从文学到恐怖主义——我与三岛由纪夫|《世界文学》   

2016-12-09 09:12: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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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恐怖主义——我与三岛由纪夫|《世界文学》 - 陈希我 - 陈希我

 

 20年多前,我住在东京大田区上池台。上池台边上是南马込,那里有三岛由纪夫最后的住所。19701025日,三岛由纪夫就是从这里出发,和他的几个追随者,去市谷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部,绑架了总监,爬出阳台,向自卫队队员发表《檄文》,号召推翻战后《宪法》。这个《宪法》,就是去年终于被安倍政府重新解释了的“和平宪法”。但当时,他是在众人不理解甚至唾骂声中灰溜溜退下的。三呼了“天皇陛下万岁”,他自杀了。

 休日,我常常去那里走走。这里名为“作家村”,我一个当不成作家、而且还因此在国内混不下去的人,流落到日本,离当作家更遥远了,只能去那里温温文学梦。但三岛故居并没开放,只能窥探墙内的风景。这是一个豪宅,不仅跟我所住的アパート,跟那周围的楼房也形成反差。宅内庭院有阿波罗塑像,阿波罗优雅地拎着竖琴。三岛曾经在这阿波罗塑像前拍照,应该他对这尊塑像很满意。三岛赴死前,赶完了《丰饶之海》四部曲最后一部《天人五衰》,《天人五衰》最后写的就是庭院: 

 这个庭院里空荡荡的,本多心想,自己来到了一个既没有记忆也没有任何他物的地方。

 庭院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中,一片静寂…… 

 三岛故居里的庭院也一片静寂,三岛给人的记忆也曾长期似有似无。他经历了20年的寂寞,直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日本作为主权国家的问题重新显现,人们才又记起了他。他自杀前演讲的照片又出现在了媒体,一身戎装,那是他组织的“盾会”的服装。“盾会”这名称源自《万叶集》,“今日不顾我身家,誓为大君当丑盾”。“盾会”作为准军事组织有常规训练,那天,父亲平冈梓问他是否又是去训练,他“唔”了一声。不料他是去以武士的方式跟这个世界最后了断。

 武士修养经典《叶隐》,是三岛最喜爱的读物。他展示给我们的照片,也很有武士气质。但其实他身材矮小。三岛有个好友叫美轮明宏,他自杀前几天还专门抱了蔷薇花去跟明宏道别。就是这个明宏回忆说,曾经,三岛参加一个舞会,跟明宏跳交际舞。明宏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竟滑了下来,原来只是搭在了衣服的垫肩上。口无遮拦的明宏玩笑道:“咦,人呢?”三岛愤怒离去。

 作家往往是装逼的人,现实中弱,才在写作中争强。作家甚至长相猥琐,日本有谷崎润一郎,中国也有郁达夫。但三岛由纪夫是帅的,只是身材矮小。这是没办法的,只能扬长避短。我们看到细江英公给他拍的写真集《蔷薇刑》,除了一张外,不是半身照就是坐照。另有一张也是全身站姿,则是站在椅子上。他自小体质羸弱,他那个患歇斯底里症的祖母将他幽禁在室内。祖母把他当女孩养,让他玩女孩玩的玩具,还从街坊挑选女孩子跟他一起玩。但他毕竟是男孩,他玩搭积木,喜欢让积木搭到均衡极限,然后让它坍塌瓦解。从这里是否可以感觉到这个男孩的内心开始滋长的黑暗?

 到了学龄,他被送到贵族学校学习院。但他没有贵族血统,他被歧视。被歧视无妨,可以激发自尊。但糟糕的是到了青春期,他发现自己性取向出了问题,他喜欢男性。他喜欢男性掏粪工身上的汗味,乃至喜欢上了粪味。当然他也可以把这敷衍成对劳动者的崇拜,我小时所受的教育里,就把掏粪工时传祥当成崇拜者。不仅是我,知识分子不是普遍有“普罗”情结?尽管三岛有贵族趣味,但《潮骚》等作品证明,他也可以欣赏劳动者。但他却不能这样敷衍,他死死咬住这是难以启齿的“性倒错”,以至于把这种难以启齿写到了小说里。这也是作家与普通人不同之处:普通人可以逃避,作家不能逃避;这也是作家与知识分子不同之处:知识分子谈问题,往往置自身于问题之外,而作家已经在问题中沦陷。

 这小说就是《假面的告白》。日本传统有“告白文学”,这种文学发展成了“私小说”。“私小说”以露骨暴露为审美标准,“私小说”代表作家田山花袋就叫嚣“暴露再暴露”。但即便是暴露,也不见得都丢人,比如有暴露癖者是不觉得丢人的。但三岛的暴露不同,他并不暴露生理,他不是色情作家,他的语言指向心理和感觉。这使得他的暴露不只是纯粹的暴露,而是挥起了直指精神的刀刃。这才是可怕的。暴露是容易的,耍流氓是容易的,但坦承自己是性无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而将性无能进行精神分析,挖掘出人格变态,更需要勇气。这时候,你必须无天无地、绝亲绝伦,你进入了完全的孤独。

 好在从童年起,三岛由纪夫就与孤独为伴。

 孤独久了,就易生残酷。一如在黑暗中孤独行走,无所依靠,无人帮你,一切全靠自己;或者一个小孩,所有伙伴们都不跟他玩,心肠硬起来了。这处境也很符合孤独如孤舟的岛国日本,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文化心理:过度敏感、容易亢奋;又过度冷酷、瞬息断念。所以文雅而暴躁,所以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但三岛毕竟生在已经“开化”了日本,这时候的岛国,已经像希腊半岛那样成了伸向世界的船头。三岛所受的教育里就有很多世界元素,世界即西方,他如饥似渴吸收西方的东西,其中就有圣塞巴斯蒂安。

 摄影家筱山纪信在三岛由纪夫自杀前两个月,为他拍了《男人之死》。在这张照片中,三岛模仿了雷尼《圣塞巴斯蒂安殉教图》里的圣塞巴斯蒂安的造型。在《假面的告白》里,三岛描绘自己13岁,还没有用“三岛由纪夫”这个笔名,还是平冈公威时第一次邂逅圣塞巴斯蒂安。他凝视着雷尼的画,画里的美少年英俊健美,但他的身上却被插着利箭,这使他感受到“无限痛苦与欢乐”。痛苦、欢乐,把肉体痛苦推向灵魂快乐的巅顶。但这肉体仍然是肉体,肉体是实际存在的。但肉体毕竟还是抽离出了灵魂,灵魂快感的旗帜高高飘扬,眼见着肉体成了一滩行尸走肉。这就好像在无性行为之下的射精,快感,惨淡的快感。不仅如此,这个“走肉”竟然也满血复活起来了,比原来更加鲜活。——这简直悖谬!这痛苦到快乐是如何打通的?

 通过黑暗通道。《金阁寺》里有个叫柏木的人物,是残疾人,“内翻足”,他告诉沟口有个从内面走向人生的黑暗近道。沟口也是残疾人,他患的是结巴。“结巴,不消说在我和外界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一般人通过自由操纵语言,可以敞开内心世界与外界之间的门扉,使它通风良好,可是我怎么也办不到。我这把钥匙完全生锈了。”

 小说家喜欢把主人公设置为非正常人甚至动物,为的是凸显认知能力障碍,或者身体障碍。前者可以发现本相,比如福克纳的班吉,夏目漱石的猫,鲁迅的狂人;而后者是通过制造堵塞,让问题尖锐化。

 一如跟现实关系太和谐成不了好作家,在作品里,人物跟环境关系不能太畅通。文学价值观与现实价值观不同,现实享受幸福,文学享受苦难;现实追求光明,文学寻求黑暗。文学通过黑暗通道进入别有洞天的境界,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沟口乃至柏木也是“地下人”。沟口这个“地下人”起初不甘心沦陷地下,他有正常的愿望,尽管他跟人的沟通产生了堵塞,他还可以恋物,这个“物”就是金阁寺。他跟金阁寺如胶似膝了,但他不知道,“地下人”就是“地下人”,就是做梦,也会梦破。或者说,作家恶毒地一定要让他的人物梦破。几乎所有的文学写的都是梦破。梦醒了,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这是鲁迅的命题,也是伟大文学的基本命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他的“地下人”找到了宗教。大和民族没有宗教,更不可能有东正教那样苛酷的宗教。越是苛酷,就越不可能实现,也就越不可能破灭,也就越给人希望,越给自己加码,越苛刻自己。对通往上帝的正途,苦难就是弹簧。尽管接受了圣塞巴斯蒂安的洗礼,但三岛毕竟是日本人,他并没有走向宗教。宗教是重新找到了光,“神说要有光,便有了光”,没有宗教是彻底的黑暗,永无补偿的苦难。但日本也有另一种苛酷,就是向死。三岛由纪夫的“地下人”的“洞天”是死亡。死似乎也是一种“光”,但那是美学的。三岛由纪夫有个著名的“美的方程式”:“血+=美”。于是沟口杀了他的金阁。

 京都确实有个金阁寺,有着500年历史,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重建后的金阁。1950年,一个叫林养贤的寺僧一把大火把金阁烧毁了。在供述纵火动机时林养贤说:“我不认为我纵火是一种罪恶。我目睹每日为求美而前来的参拜的人群,随之就对美、对那个阶级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从我自己来说,我感到世界上的美都是丑的,这时反而不能压抑对这种美的妒忌。”

 这是在“战后”,日本屈辱地被美军占领。这是黑暗的年代。林养贤说了两个关键词:罪恶、美。关于罪,日本人的认罪意识一直欠缺,至今还认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拯救亚洲,还把自己当作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关于美,纵火是因为妒忌美,因为美,即使明晃晃的纵火就不再是罪了。这里,三岛的“美”的要素都有了,而且“二律背反”。三岛的美学观与文学作品呈现的最富有魅力的就是“二律背反”,这恰是中国作家艺术家相当缺乏的,这也是日本文学艺术所以璀璨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岛由纪夫是其中的姣姣者,当然,这也使得他成为“现代日本作家中最难评论的一个。”这是评论家佐伯彰的话。评论家的责任就是以理性来剖析作品,但事实上却是好作品基本不是用理性创作出来的。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没有三岛由纪夫那样版税收入的作家,我不得不靠教书谋生,我在讲台上讲作品,必须阐述得头头是道,但我心知肚明我是在扯蛋。学生反映《金阁寺》难懂,其实我自己也似是而非,我于是只能借助昆德拉的小说观念,作家如何不停地踢破意义的藩篱。不停地踢破意义的藩篱,已经不仅“二律背反”了。

 但文学不能阐释,不等于作家一脑子浆糊。三岛由纪夫难以评论,并不是三岛无法把握,他只是像泥鳅,让你抓不住。但泥鳅的本性已经昭示了他:挣脱反抗、把水搅浑、钻进地下。三岛由纪夫曾经阐述自己为什么看上了烧毁金阁寺的新闻事件,不是像我们作家那样照搬事件本身,崇拜“非虚构”。不,三岛绝对不会如此慵懒。有新闻报道,还需要小说吗?需要,文学具有文学的特殊价值,即是进入新闻所不能及的黑暗世界,黑暗是通往艺术的特殊通道。三岛由纪夫说,他要以“作为艺术家的象征来描写这个被美的固定观念逼得走投无路的男子”。

 沟口是艺术家,三岛自己也是艺术家。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去绑架,去自杀,通过特殊的途径企图改变现状。他成了恐怖主义者。

 这样的三岛由纪夫,让我想起法国作家萨德。这个萨德被视为任何政权的恐怖主义者,必须将之投进监狱。巧的是三岛由纪夫就写过萨德,不过他是以萨德周边的女人们来反衬萨德。男人造恶,女人受难,他身边的女人首当其冲受难,那么公义无可辩驳掌握在他的女人手里。那么三岛就让我们看看萨德的女人们究竟是怎样的无辜。她们有的沉溺于他的施虐,虐恋着;有的站在他的对立面,比如他的岳母孟特勒伊,后者似乎代表着“世界的公义”(波伏瓦语)。三岛的剧本《萨德侯爵夫人》有意识将场景放在了翻来覆去煎鱼(《白鹿原》里的一个比喻)的大革命时代。终于,又一波革命来了,贵族要遭殃了,而作为贵族的萨德因为被旧政权投入了监狱,反是有了被新政权赦免的资本。这个岳母对他转恨为爱:“只要风向一变,他就会受到尊敬,过去世上对他的鄙视就会成为清白的证据,在皇家监狱里坐牢的经历,说不定就能化为一枚尊贵的勋章。”这种心理,当代的中国人应该不陌生,人人都争称自己是受害者,从而在新政权中捞取利益。但孟特勒伊似乎比我们还稍微诚实点,她只希望:“阿方斯的恶行,会成为不光他一个人,甚至是我们全家的免罪牌。”阿方斯是萨德的名字。

 看看,所谓公义,是什么东西!联系到三岛当时的语境,所谓“二战”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显得多么可笑。

 但孟特勒伊夫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不知道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萨德一样难以适应。波伏瓦在《我们必须焚掉萨德吗?》里说得到位:“他(获释后)尝试去适应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太实事求是的世界,它粗暴的拒斥使他受了伤。而且,它是一个用着给他认为是抽象、虚假和不公平的那些世界性律法作为统治的世界。当社会用它的名义来把谋杀称为公义的时候,萨德在恐惧中退隐了。”

 从现实退隐的萨德进入了黑暗,从内面走向人生的黑暗近道。监狱对他已不是世俗的规训,更不代表正义的力量。正如他的夫人勒内所描绘的:“巴士底狱并非通过外力,而是他一个人从内部手无寸铁打破的。这座监狱被他强大的力量击得粉碎!此后,他留在狱中,说这是他自由的选择。”“他一心想建造一座不朽的罪恶的大殿堂。”“他从邪恶中捻出光明,污浊里造出神圣。……天幕破了,洪水般的光明充满人间,这圣光使得看到的人们一个不留地一律变成瞎子。”在日本时,我只听过三岛有这么一个剧本,并没有读过,也没有看过演出。因为写这篇文章,我把它找出来读了,我惊讶地发现三岛对萨德的观感与我惊人相似。几个月前,我在写《伟大的作家就是上帝的私生子》时,忽然对萨德冒出这个句子:“他书写黑暗,把厚重的黑暗砸向读者,猛然溅出光来。这是黑暗底下的光,令凡常的眼睛短暂失明。”

 我这么写时,我并没有失明。我相信无论是萨德还是阐释萨德的三岛也没有失明。作家只是让读者失明,然后自己假扮上帝,甚至是尼采所指控的弑神。但这并不是什么罪恶,世俗所谓的罪恶,在文学中得以赦免。只要作家真实地指认出黑暗。但,这黑暗是真实的吗?

 值得探讨的是,作家所指认的事实多少是事实?是否是过度敏感、甚至有意夸大?《假面的告白》里有着多少真实的成份?一个写作者能够坦然把黑暗面展现出来,这展示,是否已经化作行为艺术?即便作家真经历了不堪与苦难,究竟跟文学是怎样的关系?多大程度上会让作家不能自拔?比如川端康成的“孤儿根性”,还有鲁迅的“幻灯片事件”,按竹内好的说法,鲁迅是在“找茬”。三岛童年固然不幸,但比他不幸的成千上万。即便是他笔下的沟口,也只是结巴而已,所谓“钥匙完全生锈”是过度的文学修辞。

 我不知道沟口的原型林养贤是否爱文学?反正三岛由纪夫把他塑造成了文学青年,不,是艺术家的沟口。三岛赋予他黑暗之“大能”,让他在文艺道路上盲奔。三岛自己也在文艺道路上盲奔,乃至他自己都被暗示了,他相信只能如此,他明白地让自己陷入自己所编织的黑暗地狱。

 其实,在我搬到上池台前,我就惦记上了三岛由纪夫。那时候我晚上在品川一家餐馆打工。餐馆要求傍晚五点半到位,但我五点半还在课堂,只能早溜。尽管如此,我仍常挤出时间,去餐馆边上一家书店呆一会儿。有一天我翻到了新出的三岛由纪夫画册,里面有一张是他的首级。不是敌人砍下的,是担任介错人的森田和古贺砍下的。当时,三岛将短刀捅进自己左侧下腹,可预料的,痛苦无法让他完成切腹完整程序。他再次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对森田说:“下手吧,不要让我太痛苦了!”但森田颤抖着没有把那脑袋砍下来,好在精通剑道的古贺补了一刀。照片中,他巨大的头颅上扎着白头箍,上若有字,仔细辨认,是“七生报国”。

 他的“国”不是我的“国”。他要为他的国叫魂,不管是军国主义之“魂”,还是文化天皇主义之“魂”。

 那时我流浪在他的国,他的国满是驱逐中国人的声音。我们被他的善良同胞视为“孤儿”,被他的排外同胞称为“难民”。我必须随身携带《外国人登录证》,某种程度上,这就像犹太人必须标志“大卫星”。前一阵,国内某警察以没有带身份证为由,查扣两个女孩,闹得沸沸扬扬。我始终没有发言,我可以告诉这些义愤填膺的国人,我在日本也被要求随身携带《外国人登录证》吗?有一次我还被当作犯罪嫌疑人被抓到警局,好在我带着证件,否则我不知该怎样证明自己?你的国籍就铸定了你被设定为贼。到处都是关于中国人犯罪的报道。但也确实,中国人表现得很糟糕,我的表现也未必好。作为弱国穷国人,我们怎么可能好?我们只能进入黑暗的通道,从内面抵达这个世界。欺骗、偷盗、暴力,“中国人”就是可怕的代名词,中国人找住处都难,很多时候只能群居混居,我的《大势》和《移民》就描写了这种不堪的景象。这让我们愤恨。常听同胞咬牙切齿:恨不得把这岛国踏沉了!甚至恨不得中国派兵来侵略之。但怎么能够?除非自杀。

 那时候我也住在大田区,在我住处不远是大森,在大森海岸,百年前一个来自中国的文学青年与革命青年,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蹈海自尽。他就是《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但细思之,即便陈天华自己,当时在日本,就真的干着符合留学生身份的事吗?不,他鼓捣革命。病入膏肓的祖国不需要知识,只需要革命。如果陈天华是日本学生,他可能会按部就班好好学习,然后按他的喜好,写传奇小说,表演说唱弹词。但是,他是中国人。严峻的中国现实不可能滋养纯粹的文艺,除非醉生梦死。

 三岛由纪夫当年就不能忍受醉生梦死,他的国家虽然富裕起来了,但不是“正常的国家”,还是失败之国。他从文学走向了现实。我终于也回到了我的祖国。

 20多年来,我再没有回到日本,也没有再看到南马込那个豪宅。我回来的第二年,筱山纪信把那豪宅拍成了写真集,我终于可以在印刷品里看到这房子的一部分。但我对它却少了窥探的兴趣,包括对三岛由纪夫的猜想。20多年前在他的豪宅前,我老是想:他一个舞文弄墨的何以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20多年后,我完全想明白了。20多年来,我越来越理解了那个一身戎装、佩着日本刀的三岛,这未必就是敌手的形象,他是我的反向镜子。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开始剑拔弩张了。但我越来越坚信了,要使他国尊重自己,就必须自强。期待别人宽厚待己,是中国人的老毛病。那么,中国如何自强呢?中国反而正在倒退。简直无路。是否要通过黑暗通道?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激进,我恐惧自己,但我遏制不了自己。

 据说,伊斯兰国的领袖也曾经是文学青年。从文学者到恐怖主义者,仅一步之遥。

 三岛已去。我,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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