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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缺乏“精神性”的文学是低端的文学  

2016-02-22 11:13: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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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精神性”的文学是低端的文学 - 陈希我 - 陈希我

 

很长时间了,有种质疑的声音:当今新闻报道精彩纷呈,那么小说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我的回答是:当然有必要,新闻报道止步之处,文学才开始。

很长时间了,非虚构文学大受欢迎,虚构文学几乎成了平庸的代名词。好像虚构就意味着缺乏力量,这是文学作家之耻。

不可否认,当今中国作家是从现实后撤的。虽然我不认为文学就要直接反映现实,但是现实对文学的作用确实不可低估。我在大学讲20世纪日本文学,我一直企图把目光延伸到21世纪,但很难找到能跟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站在一个台阶的作家。我也多年关注西方小说新作,应该说,牛气的作品也不多。长期平稳的社会状况,对写作是一种腐蚀。相反,当今如此巨大裂变的中国,本应该出杰出的文学。虽然不能说没有好作品,但远不够。

在“南方作家节”上,我提出必须反抗“鸡汤化”写作。感同身受者只是认为我在针对流行的“软文”,其实文学写作也有“鸡汤化”倾向。技术化、空洞化、平庸化。这在小说写作中尤其严重,许多小说读时很美,但过后记不住,这勿宁就是文学领域的“软文”。究其更深远的根源,是我们叙事文学的传统有问题,历来提倡“贴着生活写”。中国文学传统讲“文以载道”,叙事文学是最有机会逃离“载道”的功用的,于是只是披着“道”的外皮。无论看“三言”、“二拍”,还是看《金瓶梅》、《肉蒲团》,还是看《三国》、《水浒》,其中训道部分总有一种假惺惺的感觉。“道”是一张皮,故事是脱离皮的一团软肉,一路物质下去,诗歌里的空灵、绘画里的留白、书法里的抽象,在小说中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对现象亦步亦趋。这种叙事趣味一直流毒到现代,流毒到了今天,并且成了所有文学体裁的价值取向。

这种写作是轻松的,这导致了写作者的庸懒,满足于现象呈现,缺乏精神拷问。似乎写农村最让写作者得心应手,轻易就能写得活色生香:奇风异俗,人情世故,七姑八姨,粗话糙事,再添上些历史传说,但却没有深入到农村人的精神领域。城市写作也是如此。某种程度说,所有中国人在精神实质上都还是农村人,对农村人精神内核的敷衍,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性的漠视。

有时候我也想,中国需要这么多小说家吗?如果小说家只是讲述故事、描摩生态,如果这样,小说还真应该被新闻报道所取代,新闻报道还锐利。也许这些写小说者本来就是庸人,就没有写作的资质,只不过别的行业也干不好,写作好歹可以滥竽充数,至少也可以怀才不遇一番。

所谓才气,某种意义上就是锐气。说到锐利,也许会有一个误区:许多作品表现现实,“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足以锐利,但不过是当今的“谴责小说”。还有的作品则写“底层”,竭尽全力描叙困苦,为“底层”大声疾呼,却并没有达到文学的力量。鲁迅也写“底层”,甚至他可以不写穷人,不写苦力,但我们仍然看到了“底层”精神。实际上,只要是真正的文学写作,笔之所向,必然就是“底层”,跟是否直接写穷人、工人无关。哪怕写的是知识人,也是“零余者”;哪怕写的是英雄,也是“揾英雄泪”;哪怕写的是帝王,也是“故国不堪回首”——这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品格。实际上,作者自己就必须是“底层”,我并非指作者一定就要去当民工,民工也有“老板瘾”的。身居高位如果沾沾自喜,那么他就不配碰文学。相反,生活景况不错的鲁迅,时刻感受到被损害,从而被激怒,写作成其可能了。但且慢,不能控诉、批判,讽刺也是浅薄的,作为文学作家,当他挥起锐利之刀时,首先得对准自己。我曾经写过《带刀的男人》,因此有人就称我是带刀的作家。不错,但我《带刀的男人》里的男人最终是引刀自向的。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但他的心里发生了,简直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渊。我认为写作就是如临深渊。我《抓痒》写了一对夫妻,一个是成功的商人,一个是体面的教师,经济没问题,社会地位也没有问题,甚至感情也没有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轨?深渊出现了。在《我们的骨》里,人终于熬到了物质富足时代,却偏偏惦记着当年的瓢骨。我非常喜欢构筑这种“临渊”状态,精神是巨大的深渊。《绑住我》是我最花工夫构筑这种“深渊”的,可惜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文学太写实,作家总是稳站坚实的地上,不会感觉到会双脚踩空、坠向深渊。

而实际上,文学恰是以“临渊”的方式书写现实,如此才能抵达精神的现实。几乎所有了不起的文学都是抵达精神领域的,但丁、雨果、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乃至中国作为异数出现的鲁迅。反观我们的文学,太世俗,这使得我们的文学一直沦落在低端。我们的文学价值评价体系,也总是习惯于寻找民族、土地、历史。民族、土地、历史映照在哪里?在精神世界里。即使一字不着民族、土地、历史,也可能是书写民族、土地、历史。对可见的东西过于机械求索,文学只能成了被“看”品。哪怕写尽百年风云,也无法产生《百年孤独》,也无法在真正的文学平台上跟世界对话。当今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就成了被“看”品。凭什么人家可以以普世的精神价值震撼我们,而我们只能是被“看”的奇特物种?这些年来流行一种说法:讲中国故事。也许提倡者还洋洋自得,其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个极大的误导。

固然,我深知中国文学只能被“看”,乃至中国只能被“看”,有着不得已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我们至少必须有改变这种状况的志向。也许现在无法改变,只要有改变的志向,将来总有希望;也许最终仍然无法改变,但只要有改变的志向,精神站立了。其实,文学写作乃至艺术创作,本就是一种超越现实之上的奢侈,要的就是一种精神。借用海明威的句式:作家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也许有人会说,咱中国文学也讲“精神性”。知道从至今,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甚至十分超脱。但那是超脱,不是超越。超脱是修身养性,是具有世俗追求的,还是落在物质上。超脱是闲适的,超越则是沉重的。所以我想,应该把“精神性”明确为是“精神痛性”——那种无论如何无法摆脱的精神痛状。有人看过我的《我疼》,质疑:女主人公的那些疼痛就那么难忍吗?确实,如果只是把生命当成物质的存在,只要有体内阿片样物质,再加上医学用药,我们就可以避免疼痛。但在阿片样物质和药物的麻痹之下,疼痛仍在哀嚎,只是被遮蔽了。但人人不就是这样滋润活着吗?这个世界不是好好的吗?简直不可理喻。是的,作家观照世界,常常是过敏,是夸大,甚至是刻意为之,因为他直觉到世界并非如此。其实“精神性”有两个属性,一是理性,二是超越性。文学的“精神性”更重要在于超越。

这很虚妄,但也很坚实,是非物质存在的精神存在。这决定了文学不同于社会学、道德学、政治学,文学的“精神性”不同于别的领域“精神性”。比如鲁迅,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鲁迅,和作为杂文家的鲁迅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在文学逻辑中鲁迅,后者是在世俗逻辑中的鲁迅。因此我们在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野草》里,看不到杂文里的思想清晰、姿态正确,我们看到的是苦闷的、沉郁的、彷徨的、思想暧昧的鲁迅。但这并不等于鲁迅不再是鲁迅,只是文学中的鲁迅自有其精神价值取向。比如思想,论说文中有思想,小说中也有思想,但前者是鲜明的、连续的,而后者则是支吾的、片段的,甚至是哗变的。我赞同米兰·昆德拉的说法:“真正的小说式的思想永远是非体系的、无纪律约束的……它在包围着我们的一切思想体系中攻打缺口”。文学写作固然被思维推进,但更是被反思维哗变。写作者在写作之初把思维太清晰,作品就岌岌可危了。所谓写作难度,某种程度上就是思维开掘的难,好作品就是这样思维进退维谷的产物。也许到写作最终都没有出路,留下思维的锉痕,这就是文学了。一个被上帝赋予文学使命的作家,会被上帝扼住脖子,扼得窒息。这是上帝的恶意。

与其是勿宁是善意,真正的文学由此诞生了。作家通过书写,成了殉道者,让作品从精神深处闪出光来。有道是,写作是疗伤,但与其疗伤,勿宁救赎。疗伤与救赎不同,疗伤是物质性的,救赎是精神性的。即便疗伤也是精神疗伤,疗伤是“向生而生”,救赎是“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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