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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文学报》获奖感言:精神病人怎能给自己看精神病?   

2016-06-10 13:37: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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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获奖感言:精神病人怎能给自己看精神病? - 陈希我 - 陈希我

 


一个多月前,《文学报》主编陆梅让我为《文学报》“新批评”栏目写篇文章。我先是犹豫,说忙。其实我一直都忙,但也从没间断过批评这批评那。很大程度上是不知写什么。忽然有一天,看到旷新年批阎连科的文章,于是我有话要说,就写起来了,这文章就是《当我们谈文学时谈什么?》竟然还获得了“新批评优秀评论奖”。有朋友揶揄我:你这是抢评论家的饭碗。

我当然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评论家,我只是偶尔混迹评论场。这混迹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当时我一个“楞头青”,写了篇《我们的文学真缺什么?》投给《南方文坛》,竟然被发表了。《人民文学》与《南方文坛》联合搞“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04年,第二届吧,也把我叫去了。会场排列甚有意味:一边作家,一边批评家《人民文学》算我作家,《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则说我应算批评家。

爱做理论思考,使我的小说写作也受影响。我的长篇小说《大势》,虽然写的是非理性人格,却是用理性构筑的,有批评家说,它是中国最具理论含量的长篇小说之一。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代,我的第一部完成的长篇小说《饥饿》,就是受了当时理论界论争的激发,特别是受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的影响下写的,那简直就是小说版的《河殇》。当然现在看,多少有概念化倾向。

虽然如此,我本质上还是写小说的。我的思维如同脱僵的野马,用我当年中学语文老师陈家盛的话说:“天马行空”。这种思维方式,到我后来七混八混混不下去,不得不读博时,显示出了危险。我的导师孙绍振虽然欣赏我,他自己思维也不受拘束,但毕竟关系到学术规范,所以他给我上第一次课,就是拉僵。三年读博,我一边被学术规范,一边仍不肯就范。这使得我意外看到了两边的风景。我从作家立场看批评,又从批评家立场看写作,看到了既卖矛又卖盾。倒并非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而是,批评与创作本就是无效的交锋。

批评家是理性的,不理性就没有资格当批评家,很难想象一个批评家不讲事实、思维混乱、颠三倒四。批评的任务几乎都在论证对方是不符合事实的,真理在我手中,听我的没错。高端的批评还具有思想的力量,所谓思想,是达到理性威慑力的巅峰,令人仰止,令人不能不匍匐,但这并非对神,因为出思想的是人,是超人。某种意义上,思想通过僭越神性,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

但文学作品里不同,虽然写作也是表达,然而却是无表达的表达;虽然写作必须有思想,然而是“思想感”。用思想照亮文学,一如用宗教照亮文学,风光无限,但也进入危险之境,作家必须固守“思想感”,小心把“思想感”变成“思想”。“思想感”和“思想”的不同,是作家与批评家进入思想领域的区别。因为这个区别,批评家雄辩,而作家静穆。作家直觉到颠扑不破的理论的破绽,但他无力指明,他只能说:“理论是枯燥的,生活之树常青。”但这话不能救作家,这话挺的是生活,不是写作,写作并非对生活亦步亦趋的描摩。但历史的事实确实证明了,到头来理论死了,文学作品还活着。那么为什么作品果然“常青”?因为它一开始就不期许真理。所有的振振有词最终都会被证伪,所有的大包大揽,最终都会捉襟见肘。

但即便如此,批评家会反驳:混乱的,疯癫的,变态的,压根就没有探寻真理的你,就正确了吗?当然不正确。值得指出的是,追求真理,就必须以真理为价值,真理会衍生出价值观的要求。真理求“真”,价值观守“正”。但作家既不求“真”,也不求“正”,作家是在不求正确中,确立了文学伦理上的正确性。这阵关于贾平凹《极花》的社会伦理讨论,就涉及到这问题。文学伦理不是社会伦理,作家没义务为社会指出合理的道路,甚至没义务思考社会伦理。面对复杂的现实,作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抵抗。并非以正义抵抗邪恶,而是在虚无中抵抗。就像西西弗斯,就是要把石头推上去。因为永远无结束,永远无法胜利,因此也永远未达失败。作家写作,他正在进行,他挣扎,他用挣扎获得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哪怕是具有宗教思想的作家,也必须在宗教思想中挣扎。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皈依天主教,他的《沉默》让人想到《约伯记》,但约伯是有出路的,同样信仰上帝的洛特里哥却没有出路。远藤周作让上帝沉默,上帝沉默,让宗教进入了文学。

批评家要指明出路,作家不理睬出路,这使得批评家与作家不能尿在一个壶里。

只是,我们毕竟生活在以理性为价值的世界,作家在拒绝批评家发出的思想时,常内心不自信。作家会像个对大人耍赖皮的小孩。几乎所有作家都觉得自己说不过批评家,据说《文学报》“新批评”栏目批了许多作家,鲜有作家回应的,其中恐怕就有作家感觉自己不长于说理的原因。当然作家也可以反击:你会说,你会写吗?这倒未必是事实,其实批评家大多数也是创作过的,有的在写批评文章的同时还在创作。有人说他们写得不成功,这仍然未必,只不过,他们偏重于理性的思维。有人会说,理性进入创作就是谬误,但其实,作家对理性进入创作还是认可的,甚至是崇敬的。只是不要批评到我,用理性把作家表扬得头头是道,作家还是很受用的。这样,作家就又经常在乎批评家说什么?比如技艺上的分析。

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文艺理论都是由搞理论的人分析出来的,并且基本上是从理论到理论,至多是搞理论的人从作品分析出理论,再从此理论到纯粹的理论。批评家理性思维强,容易把问题分析清楚,容易条分缕析。不像作家一脑子浆糊,让一脑子浆糊的作家把问题说清楚,基本不能做到。于是作家也仰息于理论家分析的成果,特别是作家能听得懂的写作技巧。中国的作家,绝大多数只是知“器”的写作者,不是知“道”的写作者。虽然“道”是我们古老的概念,但这个“道”被搞得玄虚,不顶用,而中华民族恰恰又是很讲实用的,于是批评家的脑袋显得珍贵了。批评家会把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让作家鸡啄米一样点头。作家和批评家虽然常发生抵捂,但在价值取向上是一样的,这对冤家实际上是同体对立。批评家挑作家作品的缺陷:不自然,还必须完美;作家也追求自然、完美。但创作上,所谓自然和完美是可疑的。乔治·巴塔耶说人否定自然,排斥尸体和腐烂物,而色情就是这种救赎的行动,而作家就如同拯赎仪式上的祭司。至于完美,在创作上,完美即是死亡。

批评家所指的不完美之一,是不丰富。批评家家往往会对作家说,你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多即更好。比如批评家批评作家作品面目单一,如果这单一只是指作家创造无能,那么应该批评;但如果只是指作家固守着自己的关注点和写作风格,那么就是出于批评家角度了。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就必须有死死纠缠甚至终生不能摆脱的关注点,比如列夫·托尔斯泰、鲁迅,一个作家的写作面目就必须鲜明,一见作品就认出谁写的,比如卡夫卡、海明威,作家一思考,就是这种方式,一出手就是这样的作品。

顺便说一下,对作家的这种要求,在读者那里也有。其实读者和作家的标准也是不一致的。作家不是产品的制造者,作家和读者不是供需关系。作家也忌讳开杂货铺。作为消费者的读者希望的是进入一家餐馆,天南地北美食都能吃得到。但是,那种能够作出天南地北美食的餐馆,一定不是好餐馆。

作家跟读者的关系只是恋人关系,可遇不可求:能接收到我的秋波,才是我的读者。

回头讲批评家和作家。一个写作者,经过了一定的写作训练,他就有了自己的基本判断,他就知道该怎么写,如果不知判断,只能说明他没有训练到位。作为一个创造者,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那他还写什么?训练到位了,那么他就走自己的路了,哪怕一路走到黑,他已经拥有了黑暗中辨认的眼睛。他没必要战战兢兢按照批评家的指点,拿着橡皮擦修修改改。

但批评家仍然必须说,不说,是他的失职。

有时候我纳闷,上帝为什么要安排作家与批评家这对冤家?既生瑜,何生亮?但上帝是对的,上帝创作这对冤家,一方从理性,一方从感性。一方要框住,没有框住,言说如何可能?更重要的是文学理论如何诞生?但一方要挣脱,就是不能被你框住。也因为作家挣脱,理论得以更新,批评获得了新的成果。让作家与批评家纠缠不休,是上帝的恶意,也是上帝的深意。

但可惜的是,我们的写作者不能领悟上帝的深意。要么像一个没文化的老农无视城市文明一样,无视批评,要么,就是在批评面前跪下,对理论、对技术,对那些理性的东西臣服不已。尤其是新的写作者,他们是幸运的,初涉写作就受到正规的完整的训练,但这也造成了他们不幸,使得他们被囚禁其中,没了野性。他们谈起名作一套一套,自己写的却没有意思。不是不好,好,但没有意思。他们说起名家的创作思想,如数家珍,但自己的想法在哪里?他们说起文学,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过度阐释,把感受分析成了理智,把血肉剔成了白骨。知道我们当年读大学最笑话什么吗?作品赏析。一首唐诗绝句能够赏析出几千字来,老师在上面摇头晃脑,同学在下面讪笑。我们不是好学生,不是好孩子,写作者就不该是好孩子。但是现在年轻的写作者,很多都是好孩子。

好孩子聚集的文坛是太平间,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死亡。

老实说,我们的文学越来越充郁着死亡气息。

也许不是文坛死了,而是我疯了。我以疯写作品,又以疯写批评,所以我声明,我的批评不能算是批评。精神病人怎能给自己看精神病?

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对批评家说,写作具有精神病性。我期待批评家理解作家的精神病性,理解偏执、包容偏执、鼓励偏执,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批评家的天职。我一路写来,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些这样的批评家,比如贺绍俊,我至今记得他对我说:“希我,就这样写下去,你就是大家!”

我不知能否成为大家,但不想当大家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本文在《文学报》上发表时有删节。当编辑抱歉地告诉我,我答:正常,我的文章不被删才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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