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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

 
 
 

日志

 
 

被逼者   

2016-09-16 11:12: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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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者 - 陈希我 - 陈希我

 

    这是几年前应《阳光时务周刊》写的一组专栏。因是境外的杂志,比较能畅快表达,所以答应了。后来,《阳光时务周刊》也没了。

  

一,帮凶

那一年,我居住的地方发生了三网民诬陷案,三个网民因为替一起强奸案在网络上发帖而被捕。开庭时,我去了现场。当然不让进法庭旁听,法庭外还三层戒严。
       第一层是临时招来的打手,手别腰后,挺着胸脯,组成人墙。一个老人斥责他们:你们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要干这个?他们无动于衷。他们还年轻,他们还相信自己的体质,他们还迷信武力,他们崇尚的是军警。

       第二层就是警察。他们穿着警服,态度却柔软多了。他们只是用嘴巴劝导。有群众冲他们喊:如果是你们姐妹被强奸,你们也这样?他们不答,但是神色不是决然的。其实道理谁都懂。他们对群众说:支持我们一下吧,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是为了饭碗。

       确实,虽然他们穿着制服,但是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要吃饭。如果脱掉老虎皮,他们就是我周围的那些人,我的兄弟、朋友、同学、邻居、旧识。不仅他们要吃饭,他们家人也要吃饭。我小时候看电影,那些旧社会黑狗子基本是操蛋的,怯态百出,令人鄙视,长大后才明白,那是因为他们有家有小,他们是有责任的。但警察这职业要求他们当战士,他们是无奈的。

       一个警察还指着被告亲友团胸前三个被告的照片:咦,这是谁?我不相信他连这个都不知道,如果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他。当然他是不要听的,他只是在表白,在撇清自己。

       其实,从警方让一群打手打头阵,也说明了他们企图撇清。如果发生了严重局面,要打人杀人由打手去干,他们深知是不能去干的,不然秋后算帐,鹰犬是要被主人抛出去的。现在他们把那些打手当鹰犬,还可以推卸:临时工干的!许多人以为临时工是事件发生后的替死鬼,我则认为是事件发生前就安排好了的策略。

       甚至,他们还可以充当劝架人:我是为了局势安定,是为大家着想的,谁也不希望流血。我相信没有人天生嗜血,但是因为你们的善良,你们的奋勇,让罪恶得以进行。但他们是管不了这么多的,他们会说,这不在他们的能力之内。所有的人都没有直接制止罪恶的能力,罪恶就畅通无阻了。

       还有第三层,他们只是法院的门卫。他们只管把门关上。自己人的车来了,放行,立刻又关上。他们更是拿工资干活啦。

       最内层是领导。他们更不能付出牺牲。其实他们下了法庭,可能是随和的人,甚至还可能跟我们同仇敌忾,骂这个制度,甚至骂得比我们还凶,因为他们在这个制度的内核,他们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他们甚至比我们更受倾轧。我的一个当官的同学有一次火起来,就对我们喊:你以为我是什么?我是一条狗哇!

       他们也是被逼的,被操纵。他们只是执行者。

       但他们中一个人跑出来了,穿着制服。他竟然跑到最前沿抢群众的相机。群众追之,他逃。但群众追得太紧,他差点被扑倒。他五十开外,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揣摩出他真实的面相,应该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也许孩子还娶了媳妇,他这形骸,如何面对他的妻子儿媳?但他的家人会以他为耻吗?

       这个可怜的人本应不必冲锋冲锋陷阵的,估计是被比他更大的官逼出来的。但是即使被逼,也不至于去动真格。但那会体现他的工作能力。而他又被扑倒了,很生气。他虽然是好人,但也是有脾气的,甚至有尊严,甚至因为他的职务更需要面子。现在却威风扫地,怪不了他动真格。我很纳闷,假如将来有审判,该如何审判他的居然动真格?

       他终于从人群中突围出来了。他的眼珠滴溜,发现一辆公交车开来。路况混乱,车开得很慢。他突然把照相机往驾驶室扔去。我很惊讶,那司机应不是警方的人。更奇异的一幕发生了:司机一踩油门,走了,任群众在后面追喊。

       也许司机知道把相机转移给他的是谁。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公交车基本在那区域内运行,司机不敢违抗他。

       只是,他为什么不能假装熄火?即使被骂成是窝囊废。所有的人为什么不能当一回窝囊废?

 

二,冤魂

     1998年,克林顿到北大演讲,马楠反驳了他。她遭到众人的抨击。她后来爱上了美国人,再后来,据说她又被那美国人抛弃,又失去了孩子。她又遭到了众人的嘲弄。她辩解说自己当初没有质问过美国人权,但即使是质问,美国人权就不能质疑吗?只要出于她的思考。但问题在于,中国没有自由思考的环境,更不是自由表达的地方。在中国,没有自由,只有专制;不许思考,只给洗脑
       2003
年,伊拉克萨达姆独裁政权覆灭,前政权官员人人自危。据说在街头,民众逢复兴革命党人就打。复兴革命党人必然该打吗?也许是,想想我们身边的同类者,但似乎也不能绝对。但是他们无论如何被视为罪有应得。专制制度的罪恶不仅在于纵容了暴君,还在于培养了暴民。
       
说起暴民,就想起杨佳。200871日,他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场所,捅死6个警察,伤4人。这些警察并非让他受冤的人,却被杀死,冤还是不冤?冤也不冤。他们是在替他的群体买单,在替他背后的制度买单。
       
其实,我有时也会有一种冲动,拿起枪来,对着街上随便什么人扫射。这些人我素不相识,也许他们也遭受着冤枉。这是一个互为冤枉的社会,冤魂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空互殴。
       
我曾在一个单位工作,这单位有个副职,大家很讨厌他。大家说他贪污,现在想来,他又不是一把手,那单位穷得响叮当,也没什么好贪污的,无非就是从承包工程者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但所谓工程,也不过是些修修补补,砌个墙,围个花圃。有传说那些包工程的同时给他家建房子,但也没有证据。
       
但我这么说也得斟酌着点,既没有证据,怎么就只能说其无,就不能说其有呢?我要是说没有,一定会被骂为他的五毛,会被威胁:等你受害时会如何如何。而且我也已经是受害者了,受害者应该屁股坐在一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应该反对他。总之,不管怎样,关于他的贪污就传开了,宁可信其有。理由就是他是个官,当官不贪,魔鬼都能上天堂。
       
因为他是官,对手下的人经常颐指气使。他们就用怠工反抗。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他呢,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骂,就罚。有一个女员工就经常被他骂。她就顶撞,工作又累,收入又少,还要被你欺压!但他是官,哪里受得了顶撞?领导威风何在?就变本加厉迫害她,到了停发工资的地步。她没有丈夫,带着一个孩子,生活来源全靠这一点工资,被扣了,生计都遇到了问题。她对他咬牙切齿,就放出风声,说他非礼她。
        “
非礼这种事是无法有旁证的,当事人说有就是有。而且他握有权力,很自然就被推定为有——因为那么多官都有,所以你也必然有;因为你从来有,所以你这次也必然有;因为你有了,所以不必厘清你哪里有,那里没有,从贪官到凶官,到淫官,似乎必然一脉相承的,它们是一体的,而且似乎确实贪官一被揭出来,往往也是凶官,也是淫官;因为你确实有,所以就不允许去想想情有可原之处,否则就是是非不辨,就是拿人家卢布,替恶人辩护。
       
人性又是特别喜欢听性传闻的,听得心痒痒,就传得更欢了。再想想,如果换上自己会怎样?将心比心。因为自己愿意听,因为自己也会去做,所以确信,所以审判。法理精神讲的就是这个吧?
       
这事传到了他的上级,这个可怜的恶官慌了。又不能去找那女员工澄清,传闻像空气一样传播,嗅得到,却逮不着。但他还是去找那女员工了,要当众对质。但人家不说。是嘛,这种事人家一个女人怎么好当众说?而且人家还不好意思当众,要走掉。他急了,就去拉她,这下完了,成了对人家动手。一个领导对下属动手,一个男人对女人动手,一个男领导对女下属动手。那女的对众人叫:
       “
大家全看到了!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问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她说:
       “
谁叫他乱扣我?我就乱说他!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了,大家说:官官相护!
       
后来他升迁了,大家说:这个社会就这样!
       
官方越是肯定的,就越被怀疑,官方也是无论如何洗不清的。
       
后来,他在所升迁的岗位上还真是贪了不少,大家就说:看,果真如此!
       
再后来,他的孩子患病死了,惊愕之余,大家并没有多少怜悯,是委实无法从内心唤起怜悯。一个明知是不该的念头总会闪出来:

       “报应……

 

三,好人

我老家的葬礼,下葬回来,总要一片叫好:好啊!好啊!我最初很奇怪,明明死了人了,好什么?原来是说从此以后便好起来了。
       197610月,我就曾相信粉碎了四人帮,一切都会好起来,结果没有好起来。前一阵又有人叫起了好,叫好者有的是不能不叫的,身在体制,必须表态。有的却本不必要叫的,比如网络上,网络虽然常压制批评,但并无强迫赞美。那为什么要叫好?是确实觉得与之前比起来不错了。中国的事,不能求好,只能求底线。如果底线仍被打破,那么就再寻求底底线,至于底底底……线。于是也就起来了,满足了,欢欣了,赞美了,爱恋了,斯德哥尔摩了。有时候我想,是否就是这种的狡黠和奴性,让中华民族黑暗历史延续了?

       在福建崇武,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庙,号称天下第一庙第一有时候是指特色,比如阿Q,能自轻自贱也是第一。那庙里供着27尊解放军烈士塑像。他们穿着绿军装,别着红领章,戴着五角星帽,挎着手枪,分坐两排。据说这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将解放军当军神来供奉的庙。军神庙不少见,解放后这些庙已经被宣判为迷信。而这个庙里,解放者竟然又被供了起来。

       建庙的是一个朴质的好人,叫曾恨。她说建庙是出对解放军烈士的敬爱。她小时候在新加坡,日寇夺去了她父亲和兄长的生命。为躲避战乱,她母亲带着她回到了国内老家,不料仍是战争。这时候不再是跟日本人打,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打。解放军打到她的村庄,遇敌机轰炸,为了救她,五名解放军战士牺牲了,同时还有一些解放军为掩护群众献出了生命。她说,她恨战争,所以从此改名为。她姓曾恨这名字就这么来的。

       但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她所的那场战争其实是共产党要打的,倒是国民党政权为了维护它的独裁统治不愿打。当然也可以高屋建瓴地看这问题:惩恶就是弘善,责任应归咎于蒋介石为什么要抵抗?但曾恨是不明白这么高深道理的。她只知道要报恩,用现在已经是老阿婆的她话说:不报恩不是人!”    

       但是这是可疑的。应该是站着的,而这里的却是跪着。即使跪着,在西方还有宗教可选择,中国则是政教合一,宗教需仰仗皇权而发扬光大。就在天下第一庙不远,有一座声名更显赫的妈祖庙,它就得到多代皇帝勅封。妈祖的大名声,固然因为她本人的事迹,但更因为朝廷的扶植。现在的导游索性直接用雷锋来称谓妈祖,但雷锋是怎么成为雷锋的?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兵就绝对不会去救人,如果是共产党来进攻,曾恨被国民党兵救了,那么,曾恨是否会感恩?这个庙还建不建?别跟我谈正义,官方政治无正义。

       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中,,实质上就是官方即胜利者的意志。得不到官方扶植的是要凋零的,不遵从官方意志的行好是要被取缔的。传统的美德和道义在这对红萝卜棍棒下是几乎无法坚守的。文革中许多人要成为毛泽东的好学生,就去打、砸、抢;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日本侵华期间,一些在日本的华侨也竭力成为日本好侨民。我早年小说《一个日本华侨的太平洋战争》,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必须说明的是,他不是顺民,也不是良民,而是好人顺民是被迫顺从,良民是老老实实,而好人则是有建设性作为的。我曾经单位里就有一个好人,一听号召就闻鸡起舞,没有号召时他也喜欢提合理化建议,参政议政,并且喜欢用举措一词。

       曾有人受不了我,说我是恶魔,不能从我身上得到正能量。我知道我满身负能量,这跟大多数好心人的愿望很相悖。现在很多人为了这社会好,提倡正能量。但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正能量到底是什么东西?无非是帮助这制度苟延残喘,甚至跟这个制度同流合污。一味的做好人 这个好人是有着巨大盲点的,甚至很容易迷失为帮凶。

 

四,清者

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梦中某部门要逼我当信息员。当然有好处的。我不干,他们就抓住我不让走。我找出各种借口:我身体不好,从头到脚都有病,他们不管。我又喊我记性不好,记不住。这仍然不是理由。我又说我精神有问题……我拼命挣扎,他们就把我关进一间黑屋子里。
       
后来,我好不容易掰裂后门的缝隙,逃了出来。但奇怪,我又折回去了,拿了一个凶器,竟然是一把硕大的卷尺。这卷尺已经松出来了,左摆右甩,倒让我跑得踉跄,它还沙沙作响。可是我仍然抓着它,我想着我逃走后仍然需要它。
       
早上醒来,有一种无处遁逃的恐惧,一身冷汗。我本是不忌讳当间谍的,我青春期所做的英雄梦就是当间谍。但是成熟后明白了,间谍是有立场的。
       
我一直以自己有立场而傲视妥协者,其中重要原因是我长期不在体制内。现在虽然在体制内,但我的职业仍然可以让我保持一定的疏离。我也不干政工,也可以不入党,这让我常有不入浊流的自得。曾经和一个好友聊,无意中发现对方竟是党员,鄙视了一下。对方愣了半晌,反击道:你要这么讨厌共产党,那不要在共产党办的杂志上发表作品,不要在共产党办的出版社出书!我也愣了。是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想想,我家里就有几个党员,我的好友也不少是党员。
       
再想,我的单位也是党办的。当然我可以说,我吃的是国家的饭,国家不是某个政党的,只要我劳动,应得到报酬。作为作家,我虽然在党办的杂志出版社发表出版作品,但我没有出卖灵魂,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即使被退稿,被查禁。
       
但我就不是这个体制的得益者吗?比如改革开放政策?但我认为是中国民众的勤劳努力让中国富裕起来,只不过党占据了制定政策的位置,做了本来应该做的事。政策应该归功于让其行政的民众。当年我出国,就有人说我能出去是因为政策放松。要是政策不放松别想出去。因为我大权在握,我可以不放松,如果放松了,你就得感谢我!这有点强梁逻辑了。
       
但我绝对没有沾得这个体制的好处吗?仍未必。朋友一起吃饭,当领导的那位去签个单,老同学周年庆典,有权力的同学给安排场所,恐怕没有几个执意要去算钱的,我亦然。遇到急事,也会想到找个有权力的人通融一下。一次,我的车因为违章停放被拖走了。已是傍晚,第二天一早我得送人去机场。按规定程序,我是不可能这么快就拿回车的。这时我想到了找熟人。七拐八弯,终于找到一个在交警部门的熟人,是领导,我给他打电话,没有犹豫。不,有犹豫,犹豫的只是我给人家添麻烦了,而不是他是领导。这时候领导恰是我求之不得的,只有领导才能以权谋私帮助我。熟人答应帮忙,我十分感激。
       
我当晚就拿回了车。当我在停车场报上领导大名时,我并没有感觉不合适;当停车场工作人员对我毕恭毕敬时,我还多少有些气昂;当我把我的车开出车场时,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有权的人。因为有权,所以能帮我。后来我想,如果我那时清醒,也只会叹息一声,而绝对不会把车开回车场。
       
当然我可以说,这是在情急之下。那么如何分清不急?如何在迁就与不迁就之间划个界线?这线是没有的,一如底线。
       
曾经,我一个朋友为他去入党辩解:要为百姓做正当的事,就需要有权。这话也不无道理。但我这事,并不是正当的事,我是违章,我通过特权得到的不是我应该得到权利,而是超出我应当得到的权利的部分。
       
在中国,我们自己并非一尘不染,我们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分赃客。骂特权,不过是自己得不到。得不到了就骂,得到了就用。中国不只有几千万的共产党党员,还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的亲属、朋友、熟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党员的亲属、朋友、熟人,我们被迫接受这个体制,又享受着这个体制。如果说这个体制有毒,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毒,并且已经免疫。如果抽去这体制,我们固然会欢呼,但接着会怎样?我们会适应吗?

 

五,内奸

我曾经参加一个笔会,当地文化馆一个人负责招待,据介绍他也是写作的,写官场小说。听说我们一行人中有一位写官场小说的名作家,他很激动。据说他曾经在机关工作,因为写官场小说被人腻歪,调到文化馆了。
      
我也熟悉一个喜欢写官场小说的人,姓何。小何最初也是在机关工作,据说最初在单位里很受待见,领导赏识他,已经是副科了。同事佩服他,称他为才子。有一阵才子衬衫广告做得满耳朵,大家就直接叫他衬衫
       
所以是才子,因为他会写。但会写是把双刃剑,同时也害了他。写作是一种逼视,所以写作者对现实总是不适应。适应了,就不需要写了。但他和现实还是和谐的,他只是猫在那里写,但归根结底也是内心对周围世界不认可,有所发现,有所发问,有所纠结,所以才写。
       
当然其中也有想出名的原因,他知道当时正是官场小说风靡的时候,他想当作家。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知当作家的副作用,也不知写身边人和事的后果。他写得十分顺手,那一切他太熟悉了。写好,也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兴奋地想象着小说引起轰动,他要出名了。但是有一天他电话我:完了完了!
       
原来他单位的同事们知道他出版了小说,纷纷向他讨书。领导也问他:小何,听说你出了小说?改天给我看看。有的同事客气,就说要去买。但他通晓人情世故,怎么能让人家去买?只能送。但是万万不能让这些人看他的小说的,小说里写的全是这些人的破事。这个小何,因为通人情世故所以才能写作,但他不懂得文字本身是最不通人情世故的。
       
书既然在市面上流通,你推诿不送,也拦不住人家弄到,他的领导同事们还是看到了他的小说。他不是个文学写作者,对生活很照搬。立刻,纷纷对号入座了。其实大家最初只是想看热闹,看看别人的破事,或者即使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也跟自己无关,甚至自己是这些破事的不满者,从而在阅读中得到正义呼应,得到慰籍。但他的小说太写实了,太现实主义了。现实主义绝对是个可怕的创作手法,所以《讲话》里提倡的现实主义是经过修正的:写光明、不允许暴露、要歌功颂德。这哪里是现实主义?不少人反感《讲话》,如果把这些人自己的黑暗暴露了,是否会愿意?谁都已经是这口锅里的烂菜。
       
因为小何的小说,他单位里许多同事被问起了一些尴尬的问题:官场潜规则,灰色收入,如何受贿,这些问题本可以秘而不宣的。但其实也并非什么机密,只是被他一写,拉的屎不臭,搅的屎臭。更要命的是,本来这些事做了也就做了,现在你写它,就意味着你不认可,这样,就好像一群猴子都爬着,偏偏你站了起来,肯定要被咬死。又何况你不是也收贿了?总之惊愕,讨厌,愤怒,这是一个叛徒,这个利益团伙的内奸。内奸,日语写得很形象:里切。
       
对内奸应该怎么办?群殴!不够,赶出去!还不够,灭口!他被揪出个把柄,随便就可以揪出个把柄,送进了监狱。我再看到他时已经是穿着囚服了。我理了一下他着服的历程:当小副科时整天西装革履;后来想当作家了,西装就不系领带了;小说出版后,他就穿上了牛仔裤,上身仍然是西服;后来被单位人群殴,他就索性穿上了便装,大有倒向人民之气概,据说当时他还反抗得很激烈,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因为他态度不好,才导致对他严厉惩罚,但是人民并不怎么认他,他还没有出大名,这样,人家就可以轻易地把他像小虫一样捏死了;于是最后出现在我面前的他穿的是囚服。
       
有意思的是,同行们又在暗暗地读他的小说,吸取他归纳的经验。平时只是盲打莽撞、零敲碎打,缺乏系统研究,小何的小说成了科班教材,非科班出身是有知识盲点的。
       
更有意思的是,有人科班了,却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毕竟,书本是死的,生活之树常青。

 

六,酒官

这段时间,白酒塑化剂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有个朋友看过我新完成的长篇小说,对我说:你的孙武要吓死了!
       孙武是我小说中的人物,年纪轻轻,就官运亨通。凭什么?就凭喝酒。我说:他不会吓死,他本来就是拼死去喝的。他就是当炮灰起家的。

       这种炮灰我身边就有一个,但他已经死了。他是我熟人的丈夫。当初他一身戎装和我拼酒,总给我感觉他是在上战场。他的口头禅是:我们部队都这样!确实,我曾经随团去过某部队,请吃饭,桌上就有当兵的陪酒。拿的是碗,真应了那个段子:喝酒像喝汤,肯定是工商;喝酒不用劝,一定在法院;举杯一口干,必定是公安;八两都不醉,绝对是国税;起步就一斤,保准解放军。席间内急出去,看到外面一群士兵,乍一看,以为是兵变。问了才知道,是等着上场的后备军。问他们吃饭了没有?答曰没有吃,还空着肚子。立刻就想到炮灰一词了。这么一支雄师要冲进来,我们哪里能挡?可以抵挡一个班,也不能抵挡一个排。

    不打仗的军队,士兵只能靠喝酒获得首长青睐,哪怕靶都打不准,哪怕救灾时直升机要找个平坦地面降落,也可以凭这气概叫喊几小时内灭了日本。我这熟人的丈夫早年在部队,因喝酒英勇无畏引起了首长注意。每到陪酒,必定叫他。他也不辜负首长重托。他很快被提拔了。后来从部队专业到地方,也是这首长推荐给地方的老战友。据说部队首长说:

       “你试试,不满意包退!

       他果然不给部队首长丢脸。他又成了那地方领导的炮灰。坊间说:能喝二两喝五两,这样的干部我欣赏; 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才放心; 能喝一斤喝一桶,回头提拔当副总。他被提拔了,一路上来,升得比他周围任何人都快。最初他怕喝酒,一度见到碗,胃都会抽搐,但他坚持下来了,到头来竟然爱喝了,这就是斯德哥尔摩效应吧。

       凭心说,他是个好人。喝了酒之后,他性情变得特别豁达,心变得柔软。求他什么,就像要他喝酒一样,他往往都慷慨接受。酒风好,为人也好。他不像有些人,喝酒时答应好好的,酒醒了就不认帐。他认帐,以至于超出他权力范围的事,既然答应了,只能去求别人。照样是摆酒,喝。他老婆总抱怨他傻,犯得着吗?又不是他能办的事!酒精中毒了!她说。但大家叫他活雷锋。是酒精让他成为雷锋的。中国社会所以能够美满和谐,中国人所以温柔敦厚,也许应该归功于酒文化。当然,他所以成好人,还因为酒让他仕途通顺了。人处境一顺,就耳顺了,心软了。好人是好运养出来的,境遇不好的人往往愤世嫉俗,是当不成好人的。

       大家都很喜欢他,更喜欢他嗜好的是酒。如果他嗜好名家字画,送不起;如果他嗜好现金,不敢送,怕出事,也太肮脏;如果他没嗜好,就怕当官的没嗜好;嗜好酒是最好的,花销不算太高,又有氛围,又有文化。即使有的酒被商家炒成天价,但天价天价到不到什么程度。所以中国大地到处是酒家酒楼,景气长盛不衰。拿酒求人,在酒桌上办事,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在喝醉后还可以搞些醒时不便搞的事,有酒做遮掩,以醉为借口,接受起来容易多了。在一个规则不行的社会,沆瀣一气就是规则,潜规则

       老百姓也能接受他。有事情去找他,虽然本是他的部门应该办的,百姓也愿意付点小代价。办成了,仍然感激他。我想,即使整肃官僚,他这样的官也是不会落马的。

       活得滋润了,他也会珍惜起生命来。他的身体已经喝出了毛病了,他有时也表现出对生命的担忧。果然他牺牲了。

       部队首长惋惜他,说他是个好战士;

        地方领导惋惜他,说他是个好下属;

        朋友熟人痛惜他,说他是个义气人;

        老百姓也痛失他,说他是个好干部。

 

七,父亲

我曾参加一个婚礼,喜娘照例要给新人彩头。照例要说生儿子,而且儿子有出息。鲁迅《立论》里是说儿子将来要发财,要升官,传统口是这么说的,普遍是说中状元。但这喜娘与时俱进理论学得不错,说生了儿子当中央委员
       确实,到现在状元已不算什么了。中国人看似重视教育,其实是重视出仕。不能达到仕途,读书就无用。出仕的好处即有权,有权即有财。在当今中国,高考状元也可能毕业后失业,那些读不好书的,只要仕途亨通,就能拿到北大文凭。至少从49年起,读书人只能被领导,只能干技术活,至多当个技术官僚。而且似乎是越博学,越当不了领导,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个中逻辑,因为知识是培养尊严的,有尊严就不能屈服强权,有尊严就不容自己依附。但不瞎搞就没有权力,就不能得到势利的中国民众的认可。我曾经在中学任教,许多年后,学生都走到了社会,拉老师来聚会,问各位老师在干什么?有当局长的,有当科长的,有当主任的,问到我,我说在读书。老师怎么还在读书?我读的是博士研究生。那读完了呢?在高校教书。老师你怎么还教书!

       就是传授知识的学校自己,难道不也是官本位?试问高校校庆,哪个不是把官员排在杰出校友最前端?大学培养出官僚,本应是教育的失败,何况其中还不少是贪官、恶官。

       说到官,我想起了王立军。我不知道王立军是什么学校校友,但我知道他肯定有父亲。儿子走到这田地,养不教,父之过,我不禁想知道他父亲当初是怎么教育他的。但根据我知道的,他的发迹跟他父亲的教育似乎关系不大,他是自己励志的。我问我自己,如果我儿子像王立军这样励志,我会觉得他懂事,会感到轻松和幸运。如果我的儿子不似王立军励志,那么我会让他向王立军学习。这无需隐讳的,扪心自问,每个家长都会这样选择。

       当然,作为父母,也会有挣扎。比如儿子让父母给老师送礼物,并且攀比,不能比其他同学送得差,为父母者也会觉得不对,感到忧虑。但想想,与其不做,让孩子吃亏,不如做了。我儿子喜欢跟老师抬杠,特别是他占得一些道理时,就更是得理不让人了。这时我是如何教育他的?我告诉他,老师毕竟是老师,不要跟老师顶。但又觉得不对,所以又加上一句:这是礼貌。礼貌跟道理就必然矛盾吗?那么还有一种说辞:得理也要让人嘛!

       当自己的孩子跟人打架,被打了,哪个当父亲的不会跳起来?打了人家,虽然受到老师和对方家长的指责,但当父亲的心里还是很踏实,乃至骄傲的。我曾经不止一次遇到一个这样的家长,孩子在学校搞七搞八,被老师告状,家长私下说:这兔崽子,将来有饭吃了!中国文化是有多套话语的,《增广贤文》就多套话语纠缠,毛泽东就最擅长几套话语轮番使用。中国人善于权变,所以多套话语和谐相处,共存共荣,不觉得矛盾。谁审视过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中有多少套话语?有多少是当真的,有多少是走过场?有多少是教育,有多少是教唆?

       如果教唆能让儿子成功,那么挣扎就会少一些。越成功,就越少挣扎,越放心了。当儿子当上了学生干部,有父亲为此感到不安吗?当儿子入党了,有父亲想到这是钻营吗?当儿子歪门邪道获得了荣誉,有父亲感到羞耻吗?当儿子当上了领导,像王立军这样当上直辖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有父亲不感到欢欣吗?如果儿子再利用权力弄到学历、博导,有父亲会去阻拦吗?如此光鲜耀人,光宗耀祖,哪个做父母的会拒绝?即使儿子最后落得王立军这样的下场,我想更多的父亲会去指责体制,把自己的儿子强调成体制的儿子。

       跟父辈们谈论王立军,有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有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有说:此一时,彼一时,曹操都翻案了。有什么样的父辈,就有什么样的儿辈。

 

八,俊卿

乍听衣俊卿事件,脑子里立马反应又一个腐败官员落马。说到腐败官员,立马反应三个关键词:贪、权、色。但细看报道,似乎并非如此。似乎并没有贪的证据,安抚常艳的100万元还是凑借的;似乎也不是大权在握,如是,也不至于不能满足女方的要求,至于反目;至于色,似乎对女方还是有的。没有感情的性交是耍流氓,即使只投入一点感情,也应该不能算纯粹的耍流氓。当然他是官员,对官员应该有苛刻的道德要求,但这就能支撑起民众对他的恨吗?原因似乎不在这里。
       
所以恨他,对他起哄,原因在哪里?似乎他的职务上。他不是一般的官员,是中央编译局局长。这个在中共政权建政之初就成立的机构,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加工厂之一。所谓编译,只是编译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的经典著作。当然并非马克思主义著作不能编译,马克思主义学说因其强烈的批判性,更有研究的价值。马克思本人在他的博士论文序言中立志要成为普罗米修斯第二不惧神威,不畏闪电,也不怕天空的惊雷……”批判别人,当然也允许别人批判。这种批判,至少在20世纪,就出现了三个路向:一是来自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二是来自实践派的,三则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如果衣俊卿们能够师承祖师爷的批判精神,运用马克思理论对中国现实作批判性研究,也不失为在做学问。但是在中国,哪怕是20世纪80年代一度把异化问题放入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小小的努力,都遭到了禁止。一个批判性的学说成了不允许批判的学说,一个颠覆政权的理论到了维稳者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
       
不以批判为宗旨的学问就是伪学问。衣俊卿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伪学问?当然知道。单从智商上,他们应该完全明白。但这是他们的职业,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专业。这些年,许多高校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似乎对应了这些年的政治气候——当年的改革开放共识不再成为共识,执政党意识形态全面倒退。千万不要把这专业跟其他专业混为一谈,这是伪专业,这些学者是伪学者。他们做的不是学问,表达的不是自己的见解。如果他们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就要付出比其他专业危险的代价。相反,如果同流合污,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专业经费往往特别富足,读这些专业的学生也好就业,而这些专业门槛又低。如果文章发表在《求是》这样的刊物,级别又特高,算特大科研成果,作者单位给予的奖金也特别多。学问无所谓做不做,工夫在学问之外。所以我们看到鹦鹉学舌、煞有介事。衣俊卿们的腐败就在这里。这是中国最大的造假工厂之一,局长的名字是最好的诠释:在高位,但仍是臣,再逸也是臣,织的是皇帝之
       
职业操守是最大的道德操守,没有职业操守,其他也守不住了,于是我们看到了男盗女娼。当年的卢森堡等人至少信仰还是真的,但这里的人奉行的却是:谁官大,谁掌握辩证法!常艳说衣俊卿的文章逻辑性强,但单纯的逻辑推演是空洞。而且,这空洞的海棉体又被权力的血液充得勃挺。常艳们哪里是崇拜学术?她们崇拜的只是权力。
       
这空洞的勃挺需要多少纳税人的钱供给?纳税人不仅花钱供养这些忽悠纳税人自己的伪学者,还要供养他们男女之事。据说前不久前让中国人普遍失望的三个自信,就是这个部门搞出来的。随着衣俊卿局长的倒下,还有谁敢言这个自信?如果还敢言,我们是否很容易联想到衣俊卿?
       
值得注意的是,衣俊卿落马后,仍在中央编译局专家之列,这种伪学问还要继续做下去。个人生活上的腐败,只是关乎个人;即使是官员,也只是关乎一个阶层;但关乎政治理论建立,就是关乎全民了。其他领域上的学术造假,还有希望被揭穿,但以政权的力量造假,永远没有被揭穿的希望。衣俊卿和他周围的男男女女,仍然在忽悠着中国民众坚决不走邪路歧路,他们也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九,政教

我儿子总跟政治老师较劲,我就想着赶快把他送出国去,国外就没有政治课了。出国前,他把最后一次政治考卷带回来,打头就有选择题:国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这体现了我国1,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2,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3,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4,人民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看这题目出的!前提本身就是假的。这叫硬说,就像中国官员说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我小时候就受这种硬说的教育,比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又一题目: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宗旨是:1,贯彻科学的发展观,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大前提似乎是对的,某种程度上说党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党要干啥就干啥,但供选择的答案却全是假的。但一定要从全假的答案里作选择,才能得分。这是强奸,是对正常人智商的侮辱。但这是必须的,因为是考试。在中国,每所学校都要进行这样的的考试。
       
政治课是共产中国的一大特色。民国时也有政治教育,但远未到无孔不入程度;西方也有品德等教育,那跟党政治无关。政治作为学科,其实跟其他学科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政治教师是个特殊的群体,我曾供职的中学的书记就是政治教师,革命大学出来的。我读中学时,一个在学校附近国营商场卖的卡的突然出现在课堂上,成了我们的老师。她出身好,有当教师情结,就当政治教师,我们都叫她的卡老师。我考大学时,我一个同学,上别的大学可以读好的专业,但他要上北大,只能去哲学系。中国有哲学吗?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毕业后却如鱼得水,到处解读党的文件精神,俨然是钻到党的被窝里的。中国所有学校都设政治课,所有考试都有政治考试,大量需要政治教师。
       
政治教师称为教师,其实不是。教师教给学生知识,政治教师教给学生谎言;师者答疑解惑,政治教师却指鹿为马。不要以为学生不会听进去,我当年考博,必须考政治,强制读了,竟然也有点信了。谎言听上一百遍就可能成真理。再说,不信而装信,继而什么都不信,于是什么都敢干,中国出了那么多无责任心无羞耻心的无赖,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追究到他早年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当然也有敢于直言的政治老师,我中学时就遇到一个,言语激烈,但那是中央同意说的。一旦中央变脸,他就收声了。要讲真话,只能伺机,更像二丑。伴政治如伴虎,所以大部分政治教师选择随波逐流,谁叫自己只能选择这专业?我想没有一个政治教师会把政治当做学业,纯粹是饭碗,很少见到政治教师业余谈他的学科。他们只说自己是教师,若问什么教师,才小声说:政治。政治教师的心境是暗淡的。
       
当然,也有政治教师很有自信的。曾经,我被安排监考毛概,主考官是政治老师,说起现在学生不读书,她竟然也斥责学生不读政治。还有竭力为所教的内容辩护的,我当年读大学时,共产党在短暂的开放之后又收紧了,就是开始搞中国特色那阵,给我们上政治公共课的教师又开始大谈资本主义腐朽。我们问:从马克思起说了那么久,为什么资本主义腐而不朽?这个政治老师生气地说:是走向腐朽!等着吧,不出10年必朽!也许只因她觉得自己是教师,不能质疑,应有师道尊严,学生反驳她是对她尊严的蔑视。殊不知骗子是不配有尊严的,何况她还不是骗子,只是应声虫。
       
但这10多年,政治教师有点扬眉吐气了,因为政治教育又被强调了。他们所教的也似可在现实中找到例证,比如中国崛起。他们喜欢抨击美国,傲视日本,惟独不敢批评党国。

 

十,常人

他是台湾人,前一阵取道香港从广州入境大陆,在广州路遇南周抗议,也前去发表了演讲。和我们见到时,说起这事,他在我们眼里简直是英雄。
       但他说那其实不算是演讲,不过是路见不平,说了几句。在街上遇到欺负人,谁都会上前制止吧?遇到老人跌倒了,谁都会上去扶一把吧?但在我们这里,还真不是谁都会,相反,谁都不会。

       我们又为他担心,他的演讲是否被警察拍照?他说有。那危险了,有证据了!但他说:我又没有违法!我们说,你一个台湾人还知道大陆的法?他说知道,还研究过大陆的《宪法》。我们中有人就怀疑他是学政治出身,甚至是搞政治的。但我知道,他是生意人。有人又说:他一个台湾人,大陆也不能拿他怎样。但他却是在大陆经商的。

       他一个生意人,竟然关心政治。在大陆,许多知识分子都不关心政治。此次南周事件,许多我想象应该发声的知识分子居然很沉默。他们平时批评体制,批评官员腐败,批评司法不公,批评莫言不言,但此次却不言了。后来跟一个人交流,说是因为此次事件是直指宣传部门,这是决定他们生死的衙门,还是不要自撞枪口为妙。回想当年我书被禁,除了个别作家,几乎不发言。作家可以承受经济压力,但不能承受被禁止发表作品,将心比心,也应理解。就是媒体,起初报道,后来当地宣传部门一下封口令,当地媒体就再也无法跟踪事件进展了。异地媒体也受到了压力,无法再报道。共产党是搞宣传起家的,所以最懂得宣传的利害。

       但知识分子本来就以政治为生命,为言论而死,就如圣徒殉道,死了,也死得其所。商人却未必,在商言商,唯利是图,可以不掺和政治。但是他却去掺和。他说他掺和的不是政治,是生存。就好像选举投票,不是政治而是生存。这种意识已经渗入了他的骨髓,他的反应已经成了本能反应。他说他谈不上勇敢,只是一声。脚被踩了,总会一声。别人的脚被踩了,你看到了,也会要一声吧?这是基本常识。

       在平时跟他接触中,我发现他常能说出让我们吃惊的观点。比如他问宣传部可是一个行政部门?把我们问得愣愣的。比如我们总说中国富强了,他就会举出许多基本问题。关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我们虽然也说执政者所以改革,是为了继续执政,不改革就得被掀下台。但他说,执政者改革的目的还为了把猪养肥了好宰。想想还真是,民众创造的改革成果,民众自己虽然得到一些,绝大多数被国家权贵剥夺走了。那些对自己的生活沾沾自喜的人,用他的话说是被人卖了还替人点钱。还有,遇到贪官事件,大家都在痛骂贪官贪污了国家的钱,他说:什么拿国家的钱?国家哪里有钱?国家的钱就是民众的钱,你们是纳税人!当年在日本,每到涉金政客被揭,日本人异口同声说这是拿了我的钱,我也受了教育。但是回来这么多年,这意识又弱化了,听着贪污国家的钱这样的话,时常也没反感。我们已经被遮蔽,已经久入鱼肆不闻其臭,已经无法听从本能的反应了。我们惊讶他的深刻,其实他只不过作出了一个人的本能反应。我们崇敬他的睿智,其实他不过说出了基本常识。我们说他勇敢,其实是我们自己太猥琐。他其实并不是英雄,也不是思想者,他其实并不杰出,他只不过是会本能地发出的声音。

        “南周事件据说取得了胜利。他却觉得那不是胜利:真相必须查明,责任者必须处理,审查制度必须废除,甚至,当局必须从此实行宪政。我们都笑他太理想化了,还是外来和尚。我们是被逼的,没办法。甚至会扯中国大陆的问题很复杂的。这某种程度上是借口,是极好的借口。在笑他时,我们是否想到自己已经习惯于妥协,把理想打折扣?一次打折扣,就次次打折扣;一打再打,最后打到没有理想,把自己贱卖了;打到跟买家一个心思了,共识就达成了吧?那已经离常识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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